资国和地区，和其有天然联系的银行、保险、法律等服务机构，往往紧随其动。表面上看到一家跨国公司落户，背后是一个全方位服务团体的跟进。因此，上海的金融机构也应效仿外国同行与“走出去”的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所幸在2002年，总部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已相继获准开办离岸业务。为促进上海企业“走出去”，同时也为了逐步构建银企整体战略合作联盟，加快银行自身的发展，建议这两家已获准开办离岸业务的银行率先以离岸金融服务为纽带，使各大企业集团在上海本地就可以便捷、集中地对其海外账户进行管理，实现企业海外投资发展与境内银行服务的有效整合，为企业海外发展提供有力的和后台支撑，加快上海产业优势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

    八、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服务功能
    上海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也需要政府的指导和法规政策环境的保护。在2002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教授指出：“在美国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中，运作的整体环境是良好的资本市场、齐全的法律框架和完整的管理指导架构，只有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企业才可以在政府的相关规定指导下做出商业决策和经营决策。”据外经贸部近两年对100家走出国门的重点企业调查显示，在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困难中，有40%是直接与政府有关，如外汇管理过严、审批渠道不畅等；另外的45%与政府的政策有间接关系，如融资困难、人才缺乏等。真正的外部环境问题只占15%。因此，政府在推进企业“走出去”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提供必要的服务等等。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除了全面落实现有的各项配套政策和鼓励政策以及在享受出口退税政策、金融服务和政策性保险鼓励政策以外，还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改革海外投资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上海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导致的微观投资决策的盲目性，是直接影响政府干预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海外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完善投资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二，提高审批效率。审批制实际上是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一种过渡制度。在对外投资制度由审批制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的条件成熟之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提高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审批的效率，把重点转移到规模、结构、方向和企业竞争力上。
    第三，给企业海外投资一些权力、便利。市政府应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有步骤地放宽资本管制，简化项目审批和外汇管理手续。对已拨上海的2亿美元的换汇额度审批权下放地方。另外，为了解决并购、投标等投资活动的时机选择问题，增强企业决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考虑对大型优势企业实行预先申报规划、自主决策立项、相机实施运作、事后上报备案的政策。
    第四，加强对外投资事后监管。目前，各个部门都非常重视对外投资项目的事前审批，而对事后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热衷于以“走出去”的名义在国外设办事处，为国有资产在合法理由下的流失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政府部门要大力加强对外投资事后监管。此外，政府部门的事后监管还要防止重复检查等给企业造成的不必要的负担。
    第五，防止海外投资的过度竞争和“走出去”企业对境内企业的不良影响。政府应尽快出台明确的管理办法或相应的授权，对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审批和核准部门要控制企业数量。对海外投资总量也要有控制，除宏观目标外，还应根据投资主体的资信和资质，确定优先审批顺序。
    第六，加快制定地方性的对外投资法规。为便于政府部门有法可依，切实可行地全面管理对外投资活动，应根据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从立法上重新划分各部门的职能，把不该管的或不应管的部门职能取消，简化审批管理内容和程序。把审批与监管职能有机结合起来，由多头、多部门审批管理改为单一部门审批管理。同时，加快出台加快海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的地方性政策与法规。另外，还必须切实利用好我国已经参加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和多边投资争端解决公约，维护上海对外投资企业利益。
    第七，在海外建立投资工业园。上海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单帮很难成功和避免风险。如果有国内好的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在国外建立类似新加坡在苏州的工业园，有投资咨询、法律顾问等，集群到海外投资，如果出现风险或问题，国家或双边之间可以谈判。这方面，政府部门和政策不仅可以协调，还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工作。
    第八，设立海外投资公共信息平台和风险评估机构。一个企业要对外投资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包括宏观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有关法律法规、政府投资政策、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海关政策、税收政策等，也包括微观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的资信、行业市场准入、人员进出情况等。然而，由于企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资金、人才、渠道缺乏，对国外有关法律、政策、投资环境等知之不多，在互联网上也难以查询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如果政府能够设立对外投资公共信息平台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咨询机构，对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中国国有体制的特殊性，银行还需要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机制风险做出评估和判断。
    第九，以项目为抓手，积极推动上海有实力的大企业联合起来到海外投资。对于重点项目给予优惠的信贷支持、一定的税收支持和适当的财政资金支持，同时，对海外投资项目许可证和配额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
    最后，要高度重视“走出去”人才的培育和激励机制。市政府应促进“走出去”人才的市场化配置，对海外企业的智力资源资本化改革要给予高度重视，允许海外企业在多元化投资后的经营者期权和持股改革上实行试点。

    总之，上海企业“走出去”发展到现在，决不能再走企业分散、要素分散的老路。从管理来看，不仅要建立一般的现代企业制度，更要推行与国际接轨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方法；从主体来看，不仅要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去，更要大力推动有实力的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结成联合舰队走出去；从方式来看，不仅要要在国外直接投资开店建厂，更要瞄准海外的好项目积极开展兼并收购；从区域来看，不仅要到发展中国家开店办厂，更要大胆深入发达国家，在其经济链的脆弱之处寻求商机；从内容来看，不仅要有商品走出去，更要有优秀的资本和优秀的产业走出去；从目标来看，不仅要从国外赚回大量的外汇，还要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甚至战略资源。此外，银行和政府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金融和政治环境。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不仅有较强的技术、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而且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因此，上海企业理应把握先机，锐意创新，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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