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代理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5．如果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1984年前主要是农业的发展，在1984－1994年间，乡镇企业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主要推动作用。就江苏和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1994年之后主要是非集体企业的发展在起推动作用。这些变化中的共同点在于：在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中，体制外的力量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体制下，农业几乎处于体制之外；在农村改革完成之后，乡镇企业则处于体制之外，因此在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中受到冲击最大；1994年之后，私营企业则是体制之外的新生力量。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激发体制外的潜在力量。就农村问题而言，未来的出路可能不在于如何发展乡镇企业，而在于如何使农民获得土地产权，使农民成为有产阶级，既防止农民无限度地流入城市，又可以使农业真正地产业化，吸引更多的投资，使资源的配置优化。

　　6．从上述各个方面的结果来看，作为乡镇企业主体的集体企业（乡村企业）目前已不再具有活力，并正处在改制过程中，而非集体企业的主体是个体企业。从长期来看，尽管个体企业现在具有活力，但并不意味将来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个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必然要进一步改制为现代企业。因此乡镇企业作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乡镇企业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农村），还是作为一个所有制或经营者概念，都不再具有特殊性，因此乡镇企业的概念将逐步消失，而代之为一般的企业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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