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现在科层等级结构上
企业虽然是以契约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但一旦离开了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科层等级结构。其一，这种科层结构是由生产上的技术特性决定的。为了使劳动的分工、协作顺利进行，生产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权威协调，这样的协调不可能像市场上那样通过讨价还价的形式实现，而只能采取科层等级结构这样的形式。其二，处于这个科层等级结构顶端的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2] (p359)“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2] (p412)工人在资本家的指挥下劳动，生产的产品归资本家占有，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其三，资本家通过各种途径维持和拓展这个科层等级结构。包括发展劳动力的等级制度和工资的等级制度；将原来属于自己的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特种的雇佣工人——经理和监工，让他们在劳动过程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通过强制性法律来实现它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等等。
3、人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具有反映资本剥削、压迫雇佣劳动的制度性的一面
在一般劳动过程中，人与劳动资料之间是使用与被使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过程中，由于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却被打上了制度的烙印，生产工具变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压迫工人的工具。在机器大工业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人依附于劳动资料。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是“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 (p486)其二，劳动资料约束人和分化人。“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2] (p488)并且这种纪律还使得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还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2] (p488)其三，劳动资料排挤人、压迫人。“劳动资料扼杀工人”，[2] (p497) “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2] (p487)“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2] (p495)这样机器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变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2] (p501)
尽管马克思是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业主制企业为分析模板来认识企业性质的；尽管资本主义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资本革命”、“经理革命”和“创业革命”，[3] (p9)企业运作中劳资对抗矛盾有所缓和，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性质至今仍无本质的改变，所体现的都是资本主导的逻辑，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所要阐释和维护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逻辑。 二、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起源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时存在两大突出的问题：一是以企业的功能来说明企业存在的原因，将企业的起源归结为交易费用的节约，认为若交易费用为零，企业就不会产生，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二以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起源，强调了逻辑向度，而忽视了历史向度，从而被历史事实所否定。马克思则将这两个向度统一起来，给出了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关于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合理解释。
（一）历史起点和概念起点：以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协作
协作是一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尽管这种劳动形式古已有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一方面大规模的协作比较少；另一方面，这些协作是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与之不同，它一开始就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这种以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协作是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历史和概念的起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是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2] (p374)这种协作只所以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的起点，因为这样的协作至少具有以下功能：（1）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2）节约生产资料；（3）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4）提高劳动的机械力；（5）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的产生并不像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恰恰是因为生产费用的节约。
（二）现实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马克思认为，上述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形成，依赖于以下两大现实条件：一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是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 ，[2] (p198)而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必须具有双重的“自由”：一方面他是自由人，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支配；另一方面他自由得一无所有，不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至于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马克思认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2] (p356)潜在的资本家要变成真正的资本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货币和商品占有者都可以成为资本家，这里有个最低限额的问题。他指出：“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2] (p357—358)只有超过了这一数值，雇主本身才能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蛹化为资本家，才能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这个最低限额不是静止不变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 。[2] (358)正是由于这一点，资本主义单个的资本家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成了结合的资本家。
（三）起源的历史轨迹：从行会手工作坊到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
上述这两个现实条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2] (p197)具体地说，在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是两大过程造就了这两个现实条件：一是经济上的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过程。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制度的束缚被逐渐打破，商品生产者之间开始互相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部分生产条件好、劳动生产率高的作坊主和行会师傅在竞争中获胜，积累了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限额”的货币额而成为资本家；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作坊主和大量的行会师傅，最后沦为了雇佣工人。二是超经济的、通过野蛮、血腥的手段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如圈地运动等，使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相分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此时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方式与行会师傅的手工作坊相比，“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2] (p374)
三、将功能分析方法与动态、历史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来探究企业形态的演化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在分析企业形态包括企业的规模、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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