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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给工程项目带来较高的伦理风险，并且由于发现、识别和控制这种欺骗行动很难，因而合谋企业采取不伦理行为将会更加肆无忌惮了。在此情况下，激励与约束很难改变合谋企业的行为方式，至于行为结果的改变就更难了。
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伦理风险的产生未能很好地发挥抑制作用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有在两者相容的情况下，它们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指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不仅仅保障经济利益，而且保障极其多样化的利益。这样，社会的伦理标准及公众的利益不容被损害便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对包括项目承建人在内的代理人的监督和激励体系效率低下，法律的保障功能尚未真正完全得到体现。同时，界定项目的伦理风险及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权限、责任的制度性规则也不健全，从而使各参与主体（尤其是项目中标后的承建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竞争基本停留在“零和博弈”阶段，而不是互惠互补的“价值创造式（帕累托改进式）博弈”的层次。我国目前还存在执法不力、执法犯法的现象。这样，即使人们发现社会的伦理标准及公众的利益遭到损害，但由于制止这种不伦理行为的成本将会相当高昂，法律、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不可置信威胁，这时，伦理风险的制造者会发现不存在强大的力量阻止他们的不伦理行为，因而助长了他们做出不伦理行为的动机和胆量。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有些已经瓦解。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形成和确立，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的概念比较模糊，价值观念、道德信念出现了“真空”与“盲点”，社会整合力度有所减弱，公平与不公平、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种状况使许多人将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经济要求无限扩张，从而造成功利至上、竞争不择手段等恶性行为泛滥。这使得一方面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另一方面教育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弱化。同时，在目前情况下，这两种制度安排的相容性也不够。。在实行项目审批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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