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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初业。俗云：‘衙门银钱，酒色如烟’。又云：‘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此等人不愿终身长随，名曰‘且随’。次等长随，曰父母名下不受管束，未学营业，专喜结交朋友，吹弹歌舞，嫖赌逍遥，父母恶其不肖孝，置之不教；或是父母亡故，产尽家倾，无所可依，见跟官一道，衣履齐整，气概轩昂，由此立志跟官，痛改前非，奔走他乡，充当长随。其人久惯风月，见眼生情，心性自然，巧答更有机变；阅历衙门，且识进退，官见辛勤，委以大事，行止有方，调有法度，从此发迹。官久自富，暮年不至受苦，即子好亦得根基之福。”[10]显然，长随在清代是一种职业。虽然《偏途论》说“长随非正业，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故曰‘偏途’”，[11]因而有所谓“暂随”、“且随”者，但它在清代不仅为所有地方衙门所不可或缺，并与清代政治相始终，而且一些人终身其业，乃至于世代其业。
长随系“官之仆隶”，其社会地位卑下，但其“与契买家奴不同”。“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饮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12]而“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13]因此，其地位与身分与当时社会下的“雇工人”相同。“雇工只为生计，受雇佣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经工满，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则为主仆，去之则无名分”，所以，“雇工与奴婢名分虽同，而恩义有别”。[14]由于恩义有别，二者与“家长”之间的纠纷，在法律上也有明确区分，即一以奴婢科断，一以雇工人科断。长随在受雇于主人期间，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此种上下之分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然而，正如俗语所云：“打狗须看主人面”。虽然长随和“家奴”与主人的之间都是“仆”与“主”的关系，但是由于关系对象的不同，即使上是社会上豪富之家的家奴，与官员的长随也不可相提并论。长随系官之仆隶，而且是帮助主官行政的人员，其在内衙固然是仆役，但在外署和衙门之外，却是地方官的代表，因而其于六房三班吏役相比，往往显得高人一等；于里民百姓(包括社会上一般的豪富之家在内)，更是势焰熏人。简言之，人们的社会地位要视其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定。三百六十行，行与行之间存在高下的差别；同行之内，人与人之间也有高下的不同。官之仆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于“契买家奴”。同样，上司的仆隶与州县官的仆隶也存在高下的差别。同在一衙门中充当长随，也因其与主人之关系的亲疏，或所从事的工作及其收入等等方面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别。正因如此，在清代，被视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之人，可以寄迹于官之仆隶之中，商人折本也可以转充于其中，官员的亲戚朋友更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由于家人系官员私人所雇佣，业长随者往往利用官场之中的各种关系来引荐。黄六鸿《福惠全书》记载：“选官之后，亲知遂有送家丁伺候者，或自央属长班、管家至本官前怂恿收录者。”[15]方宗诚《鄂吏约》(同治二年代严中丞作)说：“凡州县委署，同寅莫不共荐家丁，甚至辗转相托。”[16]汪辉祖《学治臆说》也说：“得缺之日，亲友属托；到省之初，同官说荐”，而不得不“周全情面”。[17]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述他在浙江做知县时情况也说：“浙省弊俗，一奉委牌，荐家丁，荐幕友，不能计数”。[18]长白守砚主人在《知府须知》“酌带家丁”一节中则如此说：“此一事最难。每遇缺分一露消息，荐者纷纭，竟有万难摆脱之势，而多年旧仆无不愿往。若辈存心所为此去发财耳。”[19]乾隆以后，由于捐纳盛行，仕宦之途变得更为错踪复杂。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实任，往往遥遥无期。尤其是候补阶段，候补官员的生活往往陷于债台高筑的境地。他们借债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这就形成了所谓“带肚子”现象。方大湜《平平言》云：“借用长随银钱，携之赴署，派以重任，俗名‘带驮子’，又名‘带肚子’。”[20]这种现象，在乾隆时期已经出现。汪辉祖《学治臆说》云：“选官初至省城，及简县调繁，间遇资斧告匮，辄向幕友、长随假贷子钱，挈以到官，分司职事。”[21]其中因为向长随假代子钱而挈以到官分司职事的情况，就是后来所谓的“带肚子”。清代中期之后，由于军功竞进、捐例广开，由吏部分发各省的候补官员有数百数千计。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八年的《条陈办戒因循疏》中说：“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 同、 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22]这就是说，分发各省候补州县官在实任或署事之前，非借贷不可。欧阳昱《见闻琐录》记同、光间候补官情形：“余见近日候补州县，贫至饔飧不级，饿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重债以救目前，苟延性命，他日何如，在所不计。于是有放官债者，谓之‘赌子’。言以此为赌子也。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非是则不放。……其在仆人，则名目甚多。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讼狱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亦书议字，别立? 杵保渥越现兀谌稚舷隆＜拔鸬饺魏螅吮步匀缫槎础Ｐ璐尉枚枵嗾撸蚴鹬薪远淖印！贝怂健岸淖印保瓷鲜鏊健岸亲印薄?nbsp;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清代州县衙门的家丁人数往往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之多。清代州县官随带长随虽然有二十的限额，而且有“如违定数多带者，降一级调用”的规定，但事实上这条禁令并未起多少作用。阮葵生《茶余客话》云：“州县二十人，女口不在此数，违者降级。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23]王侃《放言》也说：“今州县署杂处数十百人，终日扰扰。……汉制诸侯王奴俾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三十人。今州县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24]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议准：“凡州县多带家人。该上司不行详参者，降一级留任；或系失于查察，罚俸一年。”[25]这种在法令上将违制处分由州县官本人而“株连”到上司官员，也正说明州县官多带家人的现象有禁无止。清代政府于乾隆元年(1736)始，对州县长随进行行政管理。是年议准：“州县收用长随，照旗员例，于到任后，限三月内，将长随姓名、籍贯、年貌，并管何项执事，一一开明，造具清册印结，分报该之上司存案；有辞退回籍及驱逐者，亦即开具事由，申报上司查核。倘本官以以劣绩赃款被参，即将长随一并看守，审明完结。至现在州县之长随，亦令一并据实开报，以便稽核。如该州县官，将所用长随册报不实，经上司查出指参，即将该州县官，照遗漏造册例，罚俸三月；各上司未经查出、据册转报者，罚俸一月。”[26]然而，限额既无法实行，上述册报也就不可能详实。在清代有关地方行政的政书中，大抵在“用人”一项之下，都提到家人长随，但没有“册报”的记载。所以，“册报”云云，往往权一时之宜，久之不过具文而已。乾隆十四年(1749)议准：“各省督抚，务令将州县长随按季查核，出具并无册报不实印结，申送督抚衙门存案。如督抚以及上司不实力稽查，别经发觉，将该管上司，照失于觉察例议处；该督抚照不行详察例议处。”[27]可见，至少这项册报的政策，没有发生持久的效力。嘉庆五年(1800)定：“州县官所用长随册报不实者，降一级留任。”[28]比之康熙二十五年对多用长随之州县官以“降一级调用”，其处分反而为轻；道光四年(1824)，则取消了乾隆十四年对督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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