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美国在心理辅导研究和服务上，通常将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印尼人、印度入等都归入亚裔美国人。这一个人口类别（Paniagua， 1994 Corev， 1996；Ivey，1997）内的不同民族，是在历史、文化、社 会上差异极其巨大的群体，却就被视为一个定型，实 在很有问题。心理辅导的一个很基本的信念，是接纳 与尊重个别的差异；而上述的文化定型所引发出的 理念和操作上的矛盾与问题，就变得十分严峻。 　　事实上，对于偏重差异的取向，90年代初权威学 者已作出了总结性的说明。在1991年，Pedersen与 Ibraham不约而同界定心理辅导是共性的。在此之 前，Pedersen（1990）已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心 理健康辅导都是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同时他亦曾 针对问题的症结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 理与行为，其差异被过分重视；而相同之处，则过分 被忽略。至于Sue＆Sue（1990）亦清楚地对多元文化 心理辅导作出结论。他们认为心理辅导重在治疗过 程中所提供的接纳、尊重、同感、信任和关爱，这些令 心理辅导产生成效的基本条件，是超越了文化的限制的。　　早在1978年，Patterson就已经指出心理辅导与治疗过程中的辅导人员必备的一些基要的本质。他强调具有尊重、真诚和同感等条件的人际关系，是一般心理辅导的核心。它也适用于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和治疗。　　总的来说，约20年有关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辅导的争议中，主流的声音是：面对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社经阶层、年龄和性别组合的人．学者专家曾主张依个人之不同．选用特别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来处理和治疗。然而．到了90年代初．这信念开始动摇。转变的结果是：视所有的心理辅导治疗都是多文化的。而成功有效的治疗，其关键乃在于心理辅导员本人的素质与修养．　　在个人的临床经验中，无论在美国面对美国人、美籍华人，还是面对现代化社会居于香港的中国人（杨国枢，1994），或者是面对内地出生与成长的中国人时，我当然会发现各人之间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是，我发现各人有更多相同相似之处。Vontress。（1988）就提醒大家：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人性与感情需要上有众多的共通点。同时，他亦曾指出．文化可分为五个层次．最基本的是普遍性的文化．在其中，人类乃具有相类似的需要和权利（Vontress．1986）。　　随着科技与现代化生活的过程，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人跨地域的互动和沟通．令人类的同质性不断增强；而地球村的概念．亦日益显著．在今天，心理辅导与治疗在中国要向本主化发展．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前述西方学者所走过的路，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和借鉴。的确，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我的工作中，我重视与专注的是来谈的这个人。而这个人最基本的特性和需要，乃来自他身为一个人的本质。其次，才是文化、历史、社会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固然，我对后者保持敏锐的知觉，但却不会与前者先后倒置。　　面对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本土化，我们要对西方的理论存有一种开明的态度，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实证方式如结果研究，来检验有关理论在中国人中之有效性，然后去芜存箐。同时，通过吸收、借鉴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个人与集体的努力下，发展或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点的心理辅导和治疗体系。　　四、政府的认同、支持并专业的制度化　　基于1966至1967年香港出现的动荡不安，在香港政府回应市民的需要与问题的过程中，心理辅导的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1970年香港大学聘用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心理辅导员，第二年还增聘了两人（EdUCatots’ SOCisl ACtionl COUnCil，1980）。随着香港大学的倡导，香港浸会大学（当时为浸会学院）亦于1971年第一次聘用了两位部分时间工作的心理辅导员。至于在中学．虽然完全欠缺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却早在1965年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者曾提出应该聘请心理辅导员来协助学生的成长。可借，直到12年后，政府才回应此需要。当时，社会工作者被安排在中学工作。至于小学，则由学生辅导主任来负责（林孟平，1997）。　　香港的心理辅导，已有将近3O年的历史，可是发展很不理想。虽然从服务的层面与多元化上，应该是所有华人社区中情况最好的一个地区；但在质与量方面．较诸其他先进国家，则仍需要大力改善。在研究与培训上，政府认可的学位课程，时至今天，仍还只有一个。虽然中文大学的课程，除了提供硕士学位的研读外，还有哲学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研读，但为硕士与博士学位提供的名额，每年不多于 10人，无法回应需求。持有高等学位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学者，屈指可数。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协会（前为亚洲教育与心理人员协会·香港分会）虽然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但由于政府的支持很不足，人力并其他资源的限制太大，往往是举步维艰，但却仍然在学术与专业上为专业人员提供支援。其中包括开设培训课程、从事研究与出版学术期刊“亚洲辅导学报”。此外，亦于年前完成了香港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的道德 守则。 　　总的来说，香港的心理辅导仍在始创阶段．未能做到专业上的制度化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政府虽然认可，亦一再强调心理辅导在学校教育、家庭、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但却欠缺具体计划与实质上的支援．反观台湾，它除了是所有华人社区最早（1960）开展心理辅导的地区外（Hwang，1972；Kuo，1977），也是本专业领域人才最多，发展亦较佳的一个地方．探索其原因，关键是从6O年代开始，直到今天，政府一直重视，并且实际上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 早在60年代末期，台湾心理辅导的服务已经有了高速的发展。到1983年，台湾所有学校，包括小学至高校，都已开展了心理辅导与心理治疗的服务（Barclay & Wu，1986）。此外，政府亦强调心理辅导与治疗在社会发展方面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Taiwan．1991）。　　一门新的科学与专业．其发展往往与学术机构的支援、经济条件都有关．台湾由于省政府认可与推动，高校中的心理辅导培训课程专业点有好几个．质量亦不错．持有高等学位的学者专家，数目相当可观．至于资源方面，除了长久以来的支援外，在1991年至 1997年实施的“教育部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支援，数额高达约24亿元人民币。虽然此计划的开始，是针对台湾近年青少年罪犯人数急剧上升的现实，惟计划的总目标是“结合家庭、学校、社会及国内外资源，建立全面辅导计划，统整规划辅导工作发展，亦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培养正确人生观，促进身心健康，增益社会祥和．”从总目标中，喜见计划的目标没有局限于解决问题的层面，而且确实是反映了心理辅导的哲学与精神。例如前述的“发展”与“成长”这两项特质，就具体整合于总目标之中。　　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人员，曾经透过专业协会，尝试在专业化的重要课题上跨步前进。香港迫切需要建立专业人员的证照制度。很可借，多次的努力，因为种种因素，包括缺乏官方的支援，至今毫无进展。再看台湾的情况，由于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教育部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在第二阶段就包括了这一项重要的项目。事实上，证照制度的建立，是将专业上监管工作制度化，的确是心理辅导专业服务质量保证的重要关卡。在人员的编制上，由于资源充足，台湾今年在此一方面的发展，亦不断完善，吸引和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人才。　　在日本，教育界人士对辅导的诠释纵有不同，但未闻有否定辅导功能者．而早在1956年文部省已经对学校辅导作出肯定和支持。从所出版的《辅导手册》亦可窥见，文部省对辅导的定义已经有正确的掌握。手册中说明了辅导的意义并非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对策而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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