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转移，“拒腐防变”可能就只是纸上谈兵，“亡党亡国”可能就是势在必然了。

  这里，重提毛泽东“‘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并不是要坚持过去对“左”与“右”的片面性认识，重新回到十年“文革”那样“左左为右”的错误老路上去。因为，即使是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对经济“改良”的战胜，它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胜利，它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万里长征的第一阶段，与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是革命的进步力量对腐败的落后势力的战胜。建国后的正反历史经验证明，落后的政治斗争的“空想主义”，并不比经济建设的“现实主义”好。这种形式上的“右比‘左’好”（经济建设高于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比落后的“空想主义”好，它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的有力证明。

  重提毛泽东“‘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除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要求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名实相符外，还有一个正确处理好“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实践战略问题。我们不仅要坚持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三者不可割裂且渐次上升的“全面发展论”，而且还要坚持上述三大领域的战略性转移。在政治领域，我们要反对仅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治”社会的传统中国老路，坚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途；在经济领域，我们要反对仅仅“抓革命促生产”的粗放型、自然资源掠夺型发展模式，坚持走“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集约型、自然资源再生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文化领域，我们反对一切违背实事求是、压制理论创新的错误主张，坚持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当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这两种“右”的观点的根本危害性。经济建设是“中心”但不应是“核心”，否则就会走上唯利是图、“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歧途。暴力革命的政治斗争，是我们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向新任务前进的时候，不要忘记政治”，这是从三者不可分割的正确立场上说的。但是，我们也不能长期地停滞不前，否则就会落后于中国社会时代发展要求，成为“左左为右”的历史绊脚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避免重蹈十年“文革”（政治决定论）和“八九”风波（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覆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二十一世纪全面推向前进。

  当前，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无疑正是这一党性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科学表达。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对“左”与“右”本源定义的正确理解，抛弃过去那种“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的片面性认识（实际上都是“右”的错误观点），重新返回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进步性”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败性、落后性”的正确立场上来，“‘左’比右好”就永远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以相信，坚持中国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一百年不动摇”，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深入，这样坚持实践二十年，中国改革大业可成，社会腐败可止，共同富裕可得，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可率先实现。正如李大钊同志预言的那样：“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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