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文化理论创新，而不可能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低水平重复的“阶级斗争”；否则，“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理想怎么能够实现呢？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因此，将革命的进步的“左”，仅仅理解成“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仍然是落后的“右”的观点。这种片面性认识的根本危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同其它一切主张暴力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混淆起来，进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论”科学立场，而走入传统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治决定论”的专制封建主义歧途。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巨大危险性暂时不仅没有暴露出来，反而被现实地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都沉浸在革命的“政治斗争”对改良的“经济建设”战胜的巨大经验喜悦之中，面对着新中国建立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时期，我们并没有作好充分的理论思想准备。一九五七年后，理论严重滞后的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危险性迅速暴露出来，从而使我党新时期指导思想上出现重大分歧。

  根据事前不远的“革命”对“改良”战胜的历史经验，由我党一以贯之的“‘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似乎应该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走所谓的“革命”派的政治斗争道路；而根据新时期的经济落后是主要矛盾的特点，由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似乎应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所谓的“改良”派的经济建设道路。当时，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后果是十分残酷的，尽管分歧双方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的“左”的善良愿望出发的。

  其实，按照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对“左”与“右”的科学说明，此时的“革命”派已经开始落后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了，这种沉迷于旧经验的思想更具有空想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右”；此时的“改良”派大体上符合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更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左”。由于我们理论上的严重滞后，上述划分的科学性反而被历史经验颠倒了。形式上坚持“‘左’比右好”，实际上却是坚持落后的“右”比进步的“左”好。正是这种“右比‘左’好”的错误指导思想，使我们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价。

  我们能说，三年“大跃进”的虚报浮夸是革命的“经济建设”吗？我们能说，十年“文革”的打砸抢夺是进步的“文化革命”（理论创新）吗？显然不能。从主观的善良愿望和空想主义出发，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我们的事业怎能不在无情的社会实践面前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呢？因此，建国后的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的进步的“左”了，反而是严重的极端的“右”了。可以肯定，虚报浮夸就是经济上的严重腐败，捞取个人实惠的本质未变；打砸抢夺就是文化上的极端落后，摧残文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相同。因此，建国以来的反面教材证明，“右比‘左’好”是彻底荒谬的，它正是我们过去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比右好”党性特色的沉痛教训。



  三



  事实上，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 的阴影至今犹在。在人们心中，它们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同腐败落后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右”的歪风泛滥联系在一起，从而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的声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和共产主义信仰，开始由怀疑而动摇、由动摇而反感、由反感而抵触、由抵触而否定。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一股由彻底否定十年“文革”重大失误而上升为彻底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出现，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囿于同样的片面性认识，不少人公开提出“右比‘左’好”的“全盘西化”政治主张。由于我党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这种“右比‘左’好”的观点无形中进一步加强了，并在随后的“八九”风波中达到了历史顶点。

  九十年代后，“全盘西化”的自由化观点虽然遭到了不少批判，但“右比‘左’好”的错误思潮却依然在涌动、扩张、蔓延、泛滥成灾，并依附着改革开放二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形成某种“时代病”。中国这种九十年代的经济“时代病”，与五十年代的政治“时代病”表面上似乎相反，实际上都是“右”的错误。五十年代叫“政治决定论”，九十年代叫“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只能叫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江泽民：《十五大报告》）的“全面发展论”。两者的错误是显而易见。 

  九十年代“右比‘左’好”的时代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共产主义信仰几乎完全丧失。人们革命道德理想意识淡薄，崇洋媚外、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大肆泛滥，“市民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们的现实理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陷入危机。理论上讳言“左”与“右”，尤其是讳言“阶级斗争”，有意无意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在“是否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对腐败的“金权政治”的革命警惕性，甚至公开为乱世张目，为妖魔壮胆，鼓吹中国私有化，呼唤资本主义社会复辟；三是拒腐防变措施力度不够。政治思想工作持续疲软、工作方法僵死老化缺乏创新与活力，社会腐败愈演愈烈、贫富行业悬殊日渐扩大、社会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先进性产生了较多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西化”、“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种种事实表明，当今世界正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和中国社会“亡党亡国，江山变色”的巨大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使中国金权政治化的“私有化”，正是中外一切腐败势力群鸦噪暮、梦寐以求的梦想天堂。成克杰的腐败变质，与这种“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是分不开的。



  四



  然而，“乱必有治，物极必反”。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因此， “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只能从当时的情况下去理解才行。“反‘左’”与“防右”是有阶段性差别的。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反‘左’防右”，与毛泽东思想的“戒‘左’戒右”是一致的，都是要走一条实事求是的“左之中道”（真左派）的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认为，1977—199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是“开放搞活”，补上经济建设（而不是实行“全盘西化”）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左倾”（极左，假左实右派）的“政治决定论”；1997—201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将是“治理整顿”，补上文化革命（理论创新，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将是反对党内“右倾”（左之右，中间派）的“经济决定论”。事实证明，这种“先放开，后治理”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已经转入重在“反右”的新时期，还一味地停留在旧时期“主要反‘左’”过去的观点上，就会因落后于时代要求而犯“右”的错误；如果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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