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２２）。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船中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ＦＭＳ）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技术分工”与　　工人技能　　生产组织　　　生产　　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　　　　要求　　　　原则　　　　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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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主义　　一一对应　　　不熟练　　被动服从命令　大批量　　经济专制

  －－－－－－－－－－－－－－－－－－－－－－－－－－－－－－－－－－－

 

  后福特主义　不一一对应　　熟练　　　无库存生产　　可大可小　经济民主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品质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质量、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工资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质量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毛泽东对于“在远东”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２３）。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则天下就大乱了（２４）。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２５）。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ｏｉｋｏｓ）和“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ｓ）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２６），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２１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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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已取消了“功能等级”（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与“职称等级”（ｒａｎｋ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的对应关系。换言之，职称高的人并不一定在“团队合作”中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见Ｍ．Ａｏｋ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ｌｉ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７５．

  ②Ｊ．Ｐｏｎｔｕｓｓｏｎ，“Ｕｎｉｏｎｓ，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Ｊｏｂ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ａｔ　Ｖｏｌｖｏ”，ｉｎ　ｈｉｓ　ｅｄｉｔｅｄ．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１９９２．

  ③见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美国国会议案的原文。

  ④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Ｗｈａ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ｔ　Ｄ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ｄ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９９４，Ｐ２０９．

  ⑤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南雄教授曾对“鞍钢宪法”在中国上层政治争论中的作用做过详实研究。见Ｐｅｔｅｒ　Ｎ．Ｓ．Ｌｅ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１９８４，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⑥亚当·斯密：《国富论》，第５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

  ⑦同⑥注，第６页。

  ⑧中译本译文同⑥注，第２３６页。此处译文是笔者根据英文原著重新翻译的，比中译本译文更准确地反映了斯密对“质量”的看法。

  ⑨关于“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在联系，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⑩同⑥注，第８页。

  （１１）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Ｐ．２３５，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３．

  （１２）１９世纪法国、英国和德国，由于社会、政治条件不同于美国，故未能系统地、充分地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见Ｍｉｃｈａｃｌ　Ｐｉ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ｅｌ，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ｄ　Ｐｉ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Ｐ．４１，１９８４。

  （１３）Ｄａｒｉｄ　Ｈｏｕ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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