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缺乏具体的主人、没有健康竞争和自由市场，这些是取自社会主义的坏处；取自资本主义的坏处是不择手段地进行对金钱的不可遏止的追逐、对人和资源的残酷剥削、对文化和社会道德准则的破坏。”（注：В．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与资本主义》，载于俄《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1期第6页。）
　　如今，弗·普京以及整个国家都面临着选择，或者继续实施“自由主义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仅使俄罗斯，而且使许多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等）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或者尝试把国家“非私有化”，步入没有急剧的突变和动荡的平稳发展的轨道，就像近十年来的中国那样。
　　显然，中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过来。最近十年来俄罗斯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不可能这样做。这方面重要的是对改革、对确定国家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本身。确切地说，俄罗斯对一系列欧洲发达国家中的所谓“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经验也不是不感兴趣，在这些国家里，国家对保障社会公正负有社会责任和义务，而这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近乎没有。在社会福利国家如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政策适用于所有居民阶层，而不只是针对穷人。在这一政策范围内获得援助是合法的权利，而不是行善。此外，如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调查表明的，俄国人对国家没有过高要求，他们绝不是把社会公正思想理解成平均主义。大多数公民希望在俄罗斯能有对所有人平等的起跑条件，使所有人能按照自己的劳动贡献、教育程度、技术等级，而不是按照别的什么不为社会所理解的标准和原则来就业和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社会福利国家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社会注意焦点是，依法保护劳动者不受雇主的欺压，不受本国官僚集团的侵害。在今日俄罗斯，社会和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甚至比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显得还要尖锐。这大概是因为在俄罗斯资本和官僚政治非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至于“新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那么中产阶级，首先是脑力劳动者，即工业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职员，能够成为这一基础。他们“集劳动者和特殊资本（文化资本）的所有者于一身。所以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信奉这种兼备原则的意识形态，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注：В．梅茹耶夫《作为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制》，载于俄《自由思想》杂志2001年第2期第50页。）根据一些学者的评价，在西方和某种程度上在俄罗斯，在二战后的发展进程中，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按其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水平来说也转变成了中产阶级。（注：参见Р．扎拉索夫《混乱之外的选择：“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载于俄《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6期第79-80页。）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调查资料，俄罗斯中产阶级已经达到全国人口的近1/3。但是中产阶级目前不仅在社会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聚合力都还很弱。
　　总之，在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存在着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和形成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新的政治主体的可能。但同时存在着许多障碍因素。社会主义前景未来将取决于：第一，在俄罗斯能否出现人数足够多的群体和阶层，它们不仅要有能力作出合理的政治选择，而且自身准备加入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进程。第二，取决于智力精英，取决于这些精英为未来的俄罗斯制定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为基础的新的“议事日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