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与日本国土由诸多岛屿构成这一特点不无关系。古时日本交通、通信等科学技术不发达，不利于上令即时下行，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中央权力的衰退，成为日本逐步实行分权制度的背景。而在国土相对集中的韩国，中央权力能够直接贯彻到地方，从而能够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
    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日韩两国在对家族成员的资格认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也能认同其为家族的正式成员；而韩国则除了配偶以外，并不认同无血缘关系者成为其家族成员(20)。日本一方面以血缘为家族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在血缘核心的周围配置无血缘关系的成员，以至不少无血缘关系者也能担任家族分支的户主，甚至由无血缘关系者继承本家户主的情形也很多，例如入赘就是方式之一。同时，在日本家族后继无人时也收养养子，而且养子的来源并不限于父系血缘集团，有时也选自妻方的亲戚，甚至是毫无血缘或姻亲关系者。“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这一传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心。”(21) 相比之下，韩国的家族则是由“血统”来巩固的。毫无血缘关系者绝不可能成为养子，而女婿也无法成为妻方家族的继承者。在韩国，养子必须是来自父系血缘集团，且世代关系必须正确（例如只有第二十三世才有资格成为第二十二世的养子），同时在经验、年龄上也不能出现颠倒关系。韩国家族对“血统连续性”和世代关系的重视，与其设定结婚关系时禁止族内通婚有关。由于韩国重视“血统连续性”，因此，韩国的婚姻关系都是族外婚，绝不可能出现日本那种表亲婚姻(22)。
    韩国社会中的“血缘”观念根深蒂固。在韩国的家族企业中，子承父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被称为“财阀”的世界性大企业，还是一般的中小企业，皆是如此。此外，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有“地缘”（指因生活在同一地域而形成的同乡关系）、“学缘”（指因就读于同一学校而形成的同窗关系）和“职缘”（指因就职于同一工作单位而形成的同事关系），共同构成了韩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当这些关系因素都发挥其效应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往往就被削弱了。“许多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或各种社会问题时，在缘情面前是弱者……重情轻理、近亲远疏的处世原则在韩国人看来是极为自然的，也是极为‘合理’的。”(23) 而在日本社会，人们之间虽然也有“血缘”、“地缘”、“学缘”和“职缘”，但未如韩国那样过分强调，因而法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至少日本社会在表面上是用法律代替“人情”，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的。

    注释：
    ①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② 沈立新：《孔子影响在国外》，载《史林》1996年第3期，第197页。
    ③ 吴新兰：《“内”与“外”：解读日本文化的钥匙》，载《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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