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并奉行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日韩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崇尚个人“至上”主义的风气，但在日韩社会都遭到了相当的抵制。
    第四，日韩两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较为严重。日韩两国文化均从传统的家族道德出发，从男性社会的需要出发，重点在于培养女性安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恪守贞淑、顺从的妇德，培养善理家务的良妻、教育子女有方的贤母。虽然随着日韩两国社会的变迁，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但是在男女分担家务问题上，由女性独挑大梁的仍占大多数，这表明日韩两国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日韩社会中的“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二
    虽然日韩两国在文化上具有共性，但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
    第一，相较而言，韩国文化略欠“兼容性”，而日本文化则呈“多样性”和“复合性”。例如，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大乘佛教。后来，朝鲜时代儒教被奉为国家主导理念后，排斥佛教，排挤儒教中与中国学派相同的部分，朱子学中也只容纳退溪学。此外，在当今韩国正在扩充其势力的基督教，也是基于否定旧思想体系的⑨。而在日本，佛教、儒教等外来的宗教与日本本民族的神道教之间非但没有发生冲突，相反却能够并存且相互影响。而且，各种佛教流派包括大乘、小乘、密教以及日本特有的带妻僧等，都可以在日本共存。
    第二，日韩两国虽然都推崇儒学，但两者在尊儒方面还是有所差异。在韩国，只有强调内在的判断力和道德的严格主义以及具有强有力的思辨性特征的朱子学才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儒学。而日本的儒学则不仅接受了朱子学，而且也广泛接受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的阳明学。并且，日本的儒学没有像韩国的儒学那样成为统治阶级的绝对的行为方式。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武士阶层在实现官僚化的过程中虽强调过儒学，但武士道的行为方式仍占上风。因此日本从来就没有施行过科举制度，儒生的地位相对也比较低⑩。
    第三，日韩两国都实行过中央集权制度，但后来日本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而韩国仍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公元6世纪， 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日本成立了统一的政府，那时日本仿效中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10世纪后，日本的中央权力逐渐衰弱，出现了地方分权的局面。16世纪末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日本又形成了中央集权，但此时日本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完全收回地方权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和允许地方的既得权和自治权，实际上是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协调并存。相反，在韩国的中央集权制下，地方的权力要绝对从属于中央。中央集权制虽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为加快经济发展服务，但也会因为过分严格而使体制趋于僵化，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使社会缺乏活力。在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里，思想或宗教往往具有统一性，非主流的思想或宗教，都会受到限制。在韩国的“李朝时代”，一元化的思维定势逐渐发展成封闭的锁国思想，以至于当西欧的革新思潮和科学技术涌来时，韩国社会却因为拒绝开放而延迟了现代化。
    第四，日本自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政权都是由一个庞大的武士集团掌握，从而使武士道精神（如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等）渗透到了日本整个社会之中，对日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历史上的韩国则多有“尚文轻武”的风气。在长期奉行严格伦理主义的韩国社会里，人们崇尚修身养性、讲究礼义道德的士大夫精神，追求的是抑制贪欲、超越富贵的义理。在“尚文轻武”的风气下，精通文学和经学的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而尚武精神和武人则备受冷落。在古代韩国上流社会的文武两班中，文班地位高于武班，甚至连武职也常由文官担任。令人惊奇的是，历任朝鲜王朝兵曹判书的五百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武官(11)。
    值得关注的是，尚文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导致了韩国整个社会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同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原则。在韩国，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几与贱民无异。相比之下，日本的尚武精神并不轻视体力劳动，这就为日本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12)。
    第五，韩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侵略，长期被外族欺凌使韩

    　　　　三
    日韩两国文化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的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存在差别。日本的自然环境相对而言较为恶劣，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自古以来频频发生，这对日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日本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能居安思危，并由此产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16)，使日本民族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凝聚力比其他东方民族更为强烈，因为“防止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重建家园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17)。较强的集体观念同时又使日本人普遍有求同和从众的心理，缺乏个人的求异和创新。“集团生活需要和谐和共性，更多是强调相同，而不是强调个性和自我，要达到真正的和谐有时要求牺牲人的个性，这样容易盲从，没有是非。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很容易受别人和媒体的左右，而少有自己真正的看法。”(18)。另外，自然环境的恶劣，也使日本人往往希望通过借助“神”等外来力量来保佑自己免遭厄运，因此日本宗教活动盛行。相比之下，在灾害较少、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韩国，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抗争灾害的意识较为薄弱，人们的“危机感”不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们互相之间容易产生“不和”。
    日本是个岛国，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种独特环境，使日本文化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地处朝鲜半岛的韩国则由于与亚洲大陆紧密相连，其文化极大地受到了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比如，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每年都有按阴历过“春节”的习俗。而日本人则不过“春节”。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岛国文化”受到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桥梁”作用。韩国著名历史学家全海宗教授指出，“韩国民族一方面吸收了汉文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大陆的技术，另一方面则把这些文化文物传授到日本”(19)。
    另外，日本之所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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