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夫面子，而后者却仍然要得寸进尺。赫鲁晓夫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挑战与反抗精神，他坚决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他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因此，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06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85页。）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在与赫鲁晓夫的争论中，毛泽东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葛罗米柯在回忆1959年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时曾经非常形象地记下了毛泽东留给他的印象：“毛泽东尊重能够在讨论问题中同他争论的交谈者。但是，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便会换上另一种面孔。毛顿时判若两人。我在北京亲眼看见，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10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陈毅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注：［苏］安·安·葛罗米柯《回首往事》（下）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爆发的激烈争吵及其在中国所受到的怠慢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人的恶感。结果，赫鲁晓夫没能达到说服毛泽东的目的，毛泽东也没能让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费德林在回忆赫鲁晓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时也说过：“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注：［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事实上，赫鲁晓夫1958和1959年的两次匆匆访华正是两人性格发生最激烈和最直接碰撞的时候。此后，两人虽然都曾恶语相加，但至死再未谋面。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私人友谊结束了，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也结束了。毛泽东时刻追求变革的冲动以及他那敢为天下先的挑战气质，是他所谓自己性格中“猴气”的一面。他不怕鬼、不信邪、不愿墨守成规而又充满自信。斯大林问题的暴露，更加坚定了他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这是毛泽东特立独行性格的表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革命经验的总结，也被他认定为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独立探索本身也是对苏联盟主地位的冲击，这必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不安与不满。而当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探索发表不同看法时，毛泽东则认为“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也就是说，这些探索都属于中国的内政，赫鲁晓夫们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赫鲁晓夫对中国脱离苏联模式的戒心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不满无形中都加剧了双方的隔膜与敌意。此外，就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而言，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这也是他从骨子里看轻赫鲁晓夫的重要心理因素。这样，毛泽东总是想帮助赫鲁晓夫改正错误、校正路线。而其立论的前提恰恰是：赫鲁晓夫是错误的，他如果不改正，几年之后，将完全破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这样，结果只能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改正自己的错误”所抱希望越大，他对赫鲁晓夫就会越感失望；而失望越大，他对赫鲁晓夫的敌意与鄙视心理便会越重，最终是彻底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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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苏分歧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双方都为弥合裂痕进行了多种尝试和努力，但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气氛下，双方都认定自己已经尽了力，是对方破坏了双边关系。1959年底，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以团结为重。（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在81党会议上骂过我们的党，我们也要同它们讲团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自己觉悟。（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仍然强调：即使苏联想破裂，我们可以不破裂，我们要求谈判，我们要建议召开有81党参加那样的国际会议。就是说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好。（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直到1963年7月双方关系彻底破裂，毛泽东才决定“转入反攻”，并要“大闹天宫”。（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同样，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苏联、苏联领导人不希望中苏关系恶化。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发展中已取得的成果，他们尽了一切可能。但是可以看出，另一国的领导人却奉行损害这种关系的战略路线。”（注：［苏］安·安·葛罗米柯《回首往事》（下）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4页。）在1960年的81党莫斯科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希望苏中关系破裂。（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中苏大论战全面爆发后，苏方又提出要停止公开争论。（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后任俄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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