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是草鸡！（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因恶语伤人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恶劣印象。一位西方学者判定，“这种人身攻击（后来中国方面也参加了）在激化冲突方面至少与那些客观因素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对此，苏联人自己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遭罢黜的原因之一就是被指责为“在外交会谈时很不谨慎”，“在改善苏中关系方面无所作为”。（注：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赫鲁晓夫本人有时也对自己的信口雌黄颇为后悔。1959年10月初他在北京口不择言地大吵一通后，一回国便马上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的会谈纪录。这说明他自己也觉察到了些什么。其次，赫鲁晓夫爱出风头，喜欢动辄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从而使事情失去转圜的余地。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这个人到处带头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1960年底，刘少奇访苏期间也曾非常诚恳地劝告赫鲁晓夫少说话，最好不要站在第一线，亲自出来争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双方越闹越僵，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毛泽东后来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很蠢，中苏论战开始后，我曾打过招呼，叫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对着骂，以后好转弯，他不听。（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中国党就不一样：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话……（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第三，赫鲁晓夫为了爬上权力的峰巅而趋炎附势、攀高附贵，向人展示的是一幅谦卑猥琐的丑态；而一旦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马上又换上了一幅狂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嘴脸。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行为缺乏起码的道德。如在斯大林问题上，“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页。）赫鲁晓夫也把这种政治变脸术运用到了苏中关系上。当他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时，他对发展中苏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他亲自指挥安排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为了能使客人满意，他甚至亲自蹲到为毛泽东准备的马桶上试一试感觉是否舒服。当他认为中国的声音对他已经可有可无的时候，便翻脸无情，撤专家、撕合同、施压力，直至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对赫鲁晓夫的翻云覆雨，毛泽东曾经说过：至于中苏关系，就是时好时坏，反复无常，1954年还比较好，1956年就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赫鲁晓夫的政治传记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就苏联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一事评论说，这个匆忙的决定“在许多方面系因赫鲁晓夫的恼怒使然。分歧尚未达到有理由撤回全部苏联专家的地步。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国恰好在1960年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如今中共领导人可以把自己的大部分失利归之于苏联的立场了”。（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页。）


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亚，尼·雅科夫列夫后来写道：“在歌曲、标语和发言中被颂扬备至的苏中友谊由于蹩脚的苏联政治家的过错终于崩溃，而这一崩溃延续了许多年之久。”（注：［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这“蹩脚的苏联政治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赫鲁晓夫。
　　　　二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出生于农村，年岁相差无几（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4月4日）；他们都非常善于接近普通群众，喜欢同他们打成一片；复杂的政治斗争造就了他们各自善于韬晦的本领，但又不曾消磨掉他们的锋芒；他们都富于挑战精神，喜欢创新；他们都不太掩饰自己的好恶，都喜欢对论敌嬉笑怒骂，出言辛辣；他们在原则问题上都不容易向对手做出让步。但是，两人又有许多的不同之处：毛泽东有深厚的本土文化素养，熟谙中国古典文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而赫鲁晓夫虽然在高兴时能把涅克拉索夫的诗背上几个小时，但其文化修养不高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毛泽东一生只出国两次，而且都是去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没有切身体验，而赫鲁晓夫则多次出访西方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有较多的了解；毛泽东不喜欢外交场合的各种繁文缛节，而赫鲁晓夫则更愿意亲自披挂上阵，在前台尽情表演；赫鲁晓夫做事比较莽撞，常常是捅了娄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毛泽东则“不打无准备之仗”，总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再付诸行动；赫鲁晓夫深受大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又直接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意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与“为首”心态，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富于领袖群伦气质并且极具挑战精神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这种盟主心理存在着本能的反感与排斥。



　　与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的鲜明个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毛泽东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按照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虎气”，“就是原则性”，“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谓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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