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显然包含有公民自由的意义成分。另外他指出,构成全部社会体系的基础是,“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换句话说,“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以致他们大家全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中间透析出来的平等观念正是权利的特质所在,因为权利,就其初始意义而言,应该是人人享有且人人一样的。在论及“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卢梭强调“社会公约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从中看出,“主权”即国家权力,或者说是一种最高的支配、仲裁的权力。卢梭没有忘记强调,主权权力虽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它却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即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一约定任意处置留给自己的财富和自由。这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国家权力既来源于公民权利又必须受到公民权利不被侵犯的约束。他甚至还举出了具体的例子:“在主权的一切行为中,仅就投票这一项权利———这是任凭什么都不能剥夺于公民的权利,……此外,还有关于发言权、提议权、分议权、讨论权等等,这些权利政府总是煞费苦心地要全部保留给它自己的成员”[7](第137页)。这几乎完全切合于公民权利的现代定义了。无怪乎当代英国社会学家Ｔ·Ｈ·马歇尔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产生于18世纪,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以及获得财产和订立契约的权利[9](第53页),这与本文的溯源式分析是不谋而合的。


  至此,我们可以对人权、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做一个小结。马克思曾指出:“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公民权不同的,而人是市民社会的。人与公民、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立起因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10](第36页)。也就是说,人权中的人是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而公民权利中的公民是政治国家中的政治人。由上可知,人权产生于公民权利之前,其范围较宽泛,而公民权利是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后由人权演变而来的。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受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双重保障,在国内法中通常以公民权利的形式出现,在国际法中则直接以人权的形式出现。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二者的定义分别是,人权是“人仅因其为人而享有的权利”;公民权利是“国家对公民所保证的权利”[1](第336,123页)。至于国家权力,根据自然法和社会契约,它来源于人们的自然权利,而后根据契约,又必须保护合法的公民权利。就运用和行使的向度而言,国家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而公民权利一般是自下而上的。经验表明,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公民权利”是处于不断上升之中的,这与前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权力”主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注　释:


  ①　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性讨论有,杜力夫:《公民与公民权利再探讨》(《当代法学》1997年第3期);黄洋:《市民社会的历史渊源》(《读书》1997年第5期)。


  ②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讨论有,唐琮瑶:《论公民》(《海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③　指为促进民族一体化而制订的诸项政策之和,具体指公共权威和公民的忠诚感实现双重发展。可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489页,“民族统一构设”词条。


  ④　原文如此,这应该是“政治权利”这一词语的误用。这一误用在《政治学》一书中不止一次,亦可以表明当时“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界限不清。参见《政治学》,第152—153页。


  ⑤　“公意”是卢梭的社会契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每个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除掉所有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剩下的总和。在卢梭看来,公意是政治共同体的最高指导,它永远是公正的,并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可参见《社会契约论》,第97页。


  [参　考　文　献]


  [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Ｚ].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Ｍ].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4]　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5]　[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荷]斯宾诺莎.政治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意]阿奎那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