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却是诱发政治冲突的潜在因素。因此,避免政治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整合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建立利益主体之间新的平衡关系。


  二


  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引进市场机制,变革传统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导入开启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市场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中国汇入到世界发展潮流之中,并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国内与国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提出了如下挑战。


  第一,社会分层影响政治稳定。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利益多元的结果必将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社会下层希望政治体系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等社会资源,而社会上层则希望政治体系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持现状。“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①,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不稳定的程度,将社会规范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社会分层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三个要素。首先,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对合理性。社会学理论一般将扁平的社会阶层结构视为理想的结构类型,但这只是一种假设,现实的可能是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强调中间阶层的平衡作用。就中国来说,解决这一难点的关键是“共同富裕”。其次,意识形态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合理解释。帕森斯认为,一个社会制度运作良好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必须与价值相一致,即必须有一种评价行为和象征的共同看法,还必须有一套意识形态来为其辩护,有各种机制来为


 


  ①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其作解释、宣传和辩解,使人们把不平等的现象看作是暂时的、合理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矛盾的,意识形态如何来解释这种转型期事实上的不平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第三,政治稳定的维持还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期望,如果政治体系满足了这种期望,社会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当人们在追求各自的社会目标受挫时,总会诉诸政治表达,如果参与渠道不畅,就会给政治体系带来压力,最终导致政治不稳定。近年来,随着社会张力的聚集,在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通道的情况下,社会对抗国家的现象有上升趋势,并且利益表达出现新的形式: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的“夜间政治”①。这种状况非常值得关注,绝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某些组织的社会化导致政治权威的流失。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对“社会构成原则”进行过归纳。他认为,构成并维系一个社会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统一的经济或统一的市场;二是统一的文化;三是统一的政治权威。三者中任何一方受到削弱都意味着社会的统一性受到削弱②。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特性,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某些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其社会组织的属性在逐渐还原,它们不再单纯地依附于国家成为准行政机构,而是更多地将自己的基础立足于社会,依靠社会拓展生存空间。经济制度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客观上要求政治与社会分离,政治与社会分离之后在各种组织中形成了短暂的权威真空,但是组织的社会化过程迅速地填补了这种空白,组织权威代替了政治权威。私营企业的情况也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截至1996年6月底,私营企业雇用了1014.2万个劳动力,约占当年就业总人数的10%。私营企业由于产权完全不隶属于国家,因此,政治组织向这些组织进行渗透有一定的难度。在这些组织中,雇工与雇主(非政治组织)之间发生契约关系,这些雇工必须对雇主履行契约义务。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上的依附关系,这样,在私营企业中,组织或者企业主的权威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政治权威。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流失更趋严重。80年代初,国家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在制度外获得资源,结果,国家在乡村的代理机构的权威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在集体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农民由于对国家代理机构控制的经济组织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依赖性,所以这类地区政治权威流失情况不甚严重。在私营经济发达地区,国家代理机构控制的资源有限,土地在农民生活中已经不显得怎么重要,农民更多地依赖于当地的私营经济组织,从功利意义上考虑,农民更倾向于效忠自己的雇主。当私营经济发达与宗族复兴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权威流失的情况就更为严重。在这些地区,由于国家代理机构力量薄弱,宗族甚至接替其保护村民财产与安全、解决族内族外各种纠纷、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组织建设项目等功能。另外,宗族势力向国家代理机构渗透,它们把持选举,推选自己的族长担任村干部,为势力强大的宗族利益服务。这些宗族之所以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向国家代理机构的渗透,正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有报告指出,宗族势力控制了农村地区的1600万个私营企业和2200万个乡村企业中的大多数。③在典型的农耕地区,农民与国家代理机构的主要资源都是土地,土地是双方博弈的关键要素,这样很容易造成两者争夺资源的局面。农民与国家代理机构之间的冲突关系耗散了国家在乡村的权威,降低了国家在乡村的整合能力。


 


  ①②③参见王旭:《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参见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所谓“街头政治”,指请愿、罢工之类;“夜间政治”指日常生活中的刑事犯罪。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流地位受到非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文化冲击:一方面,是宗族的复兴给国家在乡村的整合带来了挑战。宗教的成长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一些非法的社会组织以宗教的名义大量涌现,它们大多传播与社会主义相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还受到来自国外政治文化的冲击,其中个人主义的影响最大,个人主义的盛行显然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普及不利。


  事实表明,挑战是严峻的,在当代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应对这种挑战。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强大的渗透力,按照市场的逻辑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社会变革是全面的、彻底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空前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组织,这种活力就在于它能够遵循社会的发展规律,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革与自我完善。就社会整合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已经成功地发展出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其中有众多的结构要素,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应对挑战的重要政治资源。


  社会整合机制结构要素之一: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就以组织的形式整合社会;大规模的组织建设则是在1949年之后。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建成了规模庞大的组织网络,而且这些组织结构合理,制度化程度较高,组织能力强大,因此,社会整合有效性很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认识:(1)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在纵向上,它是一个由中央、地方与基层组成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体系,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是中央组织的纵向延伸,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横向上,中央、地方与基层组织都设有相应的辅助机构,由这些机构履行党组织的事务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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