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1992年他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不仅如此，为了保证法制的实现，邓小平特别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就把民主、法制和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关系的新耦合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改革。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的初衷和原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如前所述，十年“文革”后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当中国改革的决策者认识到只有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邓小平就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断然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从而以高超的政治技巧提出了“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战略思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在邓小平看来，“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价值目标的伟大改革。这一重大转变决不仅仅是党和国家主要工作或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是执政党政治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身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改革的内涵。改革到今天，物质资料的生产全面走出短缺，但仍有数千万人民没有走出贫困和解决温饱。党的十五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就决定了发展生产、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发展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支撑。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可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19世纪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国复辟帝制，他用的手段就是实行两次全民投票。结果90%以上的选民投票支持他当皇帝（注：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页。）。马克思事后非常精辟地分析了这一事件，认为根本在于法国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指出小农的代表必然“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即使借用现代民主的一些手段和形式，也只能是民主的外壳。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的政治制度，更需要现代化大生产的支持，无论是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总之，只有当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联动时，才能真正反映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更值得政治学家重视的是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如果政治体系不把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不把它作为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基本内容和支撑，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也不会自动赐福于人民。因此，当我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时，同样不能忘记这当中包含的政治发展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