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实利益产生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会遇到很多的障碍。(2)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试验，其内涵极为丰富，改革效果的显现具有周期性，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判明的。(3)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体制形成的一些惰性、感情、观念、行为方式等习惯势力还会对改革起阻碍作用，妨碍新体制的建立和发展。(4)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人们还缺乏经验，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有时免不了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要审慎从事。
再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3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把它区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或总目标主要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但更有新意的是近期目标或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1986年11月9日，他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和精简机构以及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是最大的民主。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在实现三个目标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而克服了官僚主义，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从根本上讲，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后两个目标的基础和保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十分慎重，填密。在他看来，党政不分和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正在蓬勃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为消除这一弊端，实现权力下放创造了条件。因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最后，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强调要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他在1986年末至“十三大”召开一直都曾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所谓坚决，就是要坚持改革，大胆探索，敢于试验，不怕犯错误，不能因噎废食、停步不前，看准了的，就大胆地干；所谓慎重，就是改革的步子要更稳，不能太急，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2)要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的时候，正值苏联、东欧改革的高潮之际，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3)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的谈话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要有一个蓝图的同时，曾告诫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对于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做法，邓小平逐一进行批评和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240页。）这些论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针对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的错误言论和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和实际的承受能力，分步骤有秩序地渐进。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1986年起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标和内容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深刻论述，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总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
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派。
邓小平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和领导者，不仅认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圆满完成了肩负的历史重任，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他个人最大的贡献。
1.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深刻的思想、完整的思路、满腔的热情、顽强的毅力，领导和支持改革，全力以赴敦促党和国家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在邓小平晚年的近20年里，他考虑最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与发展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正如前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所评论的：“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读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邓小平不是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历史高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所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到长期性、复杂性，从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到具体内容再到原则和方法，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已基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使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了改革的正确方向。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内容的设想，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织有关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工作。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一年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和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很显然，“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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