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的”。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表明：“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今天的阶级斗争上，那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惟一的可能性：历史是开放的，历史结局并不由“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预先决定。
丹尼尔·本萨义德(Daniel Bensaid)在评论这类文本时正确地认为，人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发现“自然科学模式（自然进程不可抗拒）影响和开放的历史辩证逻辑之间未解决的矛盾”。
二、后人对马克思进步观的发展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第一种进步理论，即决定论的和经济主义的进步理论，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如此，人们仍能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流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所暗示的“开放辩证法”。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个从《宣言》所提供的一般假说中直接推导出当代结论的人。她提出了“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的著名口号，认为历史进程中事件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约简的，从而与一切决定论性质的目的论绝交——这就使一种最终承认“主观”因素的历史理论成为可能。被压迫者的意识，他们的革命组织，他们的政治主动性，不再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自封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说的那样：只对历史进程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历史进程的结果已经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预先决定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完全摆脱第二国际“进步论”和生产力论的深厚传统，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发展了批判的辩证的进步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视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仁慈进程，相反，他认为这加强了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最野蛮的统治，是更加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列宁已不把这个进程当作历史进步“不自觉的工具”。
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巨大贡献则是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割断了生产力水平与革命时机成熟与否之间的机械关联，明确提出了社会革命运动非但不是直线前进的：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包容的程度—社会革命，而是相反：社会革命运动倾向于在处于边缘的不太发达和现代程度不高的国家开始。
对进步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中，已完全清除了进步观念。对他来说，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然不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相反，他认为革命是灾难性“进步”的中断。用他的话来说，革命就像在炸弹（象征无法控制的技术）爆炸并葬送人类文明之前砍断导火索。
这就解释了本雅明的“革命悲观主义”以及他为什么在1929年号召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悲观主义组织”。他认为，人们可以“只是无限地信任化学工业公司和空军”。本雅明承认科学技术有发展的积极方面，他没有否认现代技术的潜在解放作用，但他专注于技术影响自然的能力。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将不仅需要终结人剥削人，而且还要用新的劳动组织代替今天技术的破坏性形式，终结人对自然的支配。
本雅明拒绝承认历史进步的观念，不管是“文明”意义上的或是“生产力”意义上的。他提出应当从历史受害者的角度，从遭受征服者的胜利战车碾压的阶级和民族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进步对本雅明来说是邪恶的风暴，它将人类清扫出原来的天堂，使历史成为“一连串毁灭堆积起来的灾难”。革命不再是历史的火车头；它毋宁是人类在火车坠入深渊时的紧急刹车。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进步观的继承
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瓦尔特·本雅明丰富而具有洞见的直觉，长期为左派主流所忽视。左派主流一直陷于线性进步观和生产力论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但是在最近25年里，我们终于开始看到生态社会主义继承发展了这些思想，对全球资本主义无限扩张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作出回应。马克思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与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产力论的生态学批判结合在一起。
按照这种新的理解，马克思就再也不能被引证来支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所信奉的生产力论的进步观。相反，马克思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参照系。生态社会主义与工人和南方国家人民的利益一致，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局部改革远远不够。有必要用社会和生态的大理性来替代资本主义利润的小理性，这需要进行真正的文明变革，需要进行深刻的技术转向。首先应当控制生产资料，特别是控制投资和技术变迁的决策。没有中性的技术，现有技术是由资本开发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彻底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