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并使封锁逐步升级，从开始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控制，到了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驶往中国的特种许可证，受管制的物资达2100余种。最后，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封锁”、“禁运”，其气焰之器张，参与者之多，措施之全面，管制之严历，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对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放，也无法对它开放。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的严重对立。苏联政府撕毁合同600多个，撤走全部专家2万多人，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同时，苏联东欧断绝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联系与合作。从此向东欧开放也失去了条件。这样使中国处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严重的国际形势是制约中国开放的最重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50]英籍华人韩素音女士也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为什么你们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呢？！”[51]
2.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约束。从1953年到1956年底，在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我国逐步建立了以苏联为模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曾适应了当时国际国内客观环境的要求，在我国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迅速动员了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时间内，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于对外开放也十分不利。由于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在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给外资企业留下立足之地。随后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彻底否定了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作用。至此，不仅引进外资已无可能，就连原有旧中国留下来的一些外资企业也日益萎缩，以至消灭。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单一计划调节体制，也限制了外经贸的发展，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排斥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各种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现代经济国际化趋势相违背。对外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离不开世界市场，也就不能没有对外贸易。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承认商品生产，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大而全”的自给自足，因而缺少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即使还有一些外贸关系，也只是注重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在以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外贸体制下，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必然影响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3.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决心。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和奴役的历史影响着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决心。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此，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疾恶如仇，时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主张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令人饮佩。但是，毛泽东的坚定不屈遭到了外部势力的仇视，向新中国不断施加压力，在巨大压力面前，毛泽东挺住了腰杆，但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受到美帝国主义阻挠和斯大林的错误批评。他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坚决顶着了苏美的压力，毛泽东胜利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关系破裂，大肆向中国逼债，当时弄得中国极为困难。当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还完苏联的外债之后，毛泽东就坚决表示，我们“再也不借外债了”[52]。这样做，一方面表现出毛泽东的民族精神，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就不可能主动去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影响了对外开放的进程。
4.“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能脱离他所生存的环境而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毛泽东首先是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渊源来说，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他对国情和国故了解得非常清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时得心应手，成就斐然，但古老的文化并没有给他提供现代化的经验。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来，也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放在经济建设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外开放也有很大收获。但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使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毛泽东的思想也日益向左，曾试图以狠抓阶级斗争和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自1957反右派斗争起，社会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展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为了“反修防修”，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加上对外有抗美援朝，抗法抗美援越，中印、中越边境冲突。使其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已完成了对封建主义的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从而把适应的经验看成了建设的经验。高度集权也由此被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体制下肯定下来。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日益严重，日益凌架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53]与此同时，又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反修防修”口号下，盲目地批判资产阶级，一个劲地批判“崇洋眉外”把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否定排斥。这样一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在当时，既不愿意，也无精力实行对外开放了。
总之，多种因素造成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这种局限性就会被克服，而且其开放思想还会有新的发展。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历史遗产的继承，更离不开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间的相互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由未知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才能创造更加光辉璀璨的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完全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返正任务的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认真付诸实践，在短短十几年里，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开放给人民带来了较多的实惠，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0—03—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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