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共通的，马克思虽然钟情于共产主义，但也认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之交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大决裂，包括列宁、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间的大论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才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利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后来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来的却是有违马克思初衷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者以1926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为起点，也在欧美各国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或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凯歌行进的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基本上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加强政府干预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完全就业、建设「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等目标，因而不但与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导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高居不下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完全就业等目标也不再坚持。29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它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响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再认识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相映成趣。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30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对「瑞典模式」的赞赏和介绍等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31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苏东剧变」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苏东剧变」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33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34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苏东剧变」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民主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