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 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上的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蒋介石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蒋介石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共产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分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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