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 边”?而不是颠倒一下时序,先反对,后同意?这是因为他要比后来的追随者更为明白,这是近代左翼政治史一个生死攸关的起点:他们在观念层面可以先“闪电”,后“阳光”,“闪电”总是比“阳光”夺目;但在制度层面则必须反过来,“阳光”在前,“闪电”在后,先建立一个可以反对的制度,而不是照搬法国模式,先建立一个必须拥护的制度。1787在前,容得下1793;1793在前,则必然吞噬1787。这是两个普通的年份标志,是时序,也是不能颠倒的结构秩序:共和平台在下,民主批判在上,而不能反过来,左翼如建制度平台,则几乎成断头台之同义。1793在法国,当丹东在罗伯斯比尔的左翼平台上提出共和性不满时──“塞纳河流血太多”,他只有走到那个断头台上汇入血河,才能找到他的批判归宿。就象所有正常人一样,杰斐逊明白这一常识:我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反对只可拥护的制度。
“杰斐逊里士满策略”导致1787年宪法在附加『权利法案』之后,终获通过。此后,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话来说,这个政府将象个“奇怪的混血儿”在运作:(33)尽管两种倾向持续共存并塑造美国的政治生活,然而,以磐石般持久的宪法铸造的麦迪逊主义总是占据了主导因素。杰斐逊就任总统以后承认,他赢得了1800年的大选,但他不得不接受由麦迪逊手创的共和平台对政府的限制。而他本人施政期间对批评的压制,以及对底层民粹思潮的强硬态度,则使他赢得了比右翼还要右翼的可疑名声。“姊妹革命”之后二百年,世界范围内以1793为胎记的政治传统也是在放弃制度性颠覆要求之后,承认既存制度平台之合法,变革命主张为政策限制(从“福利国家”到“绿党运动”),方打开有所作为的政治空间。如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纲领性转换,以及80年代后期通过麦迪逊式的选举而执政。令人气短的是,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危机,这一流派所经之欧洲左翼政权居然持清一色鹰派立场,也使人想起杰斐逊初入白宫那一任内的尴尬。他们分享了杰斐逊的策略,也分享了杰斐逊的尴尬。时间相差200年,但在逻辑层面,还是与上述“杰斐逊里士满策略”扣合在一起。
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向杰斐逊主义的所有后裔作一让步:法国革命复活了,1793的浪漫舞姿在1787年的制度平台上施展身段,起舞200年。只是要指出一点,它不是复活在它自己的制度里,恰恰相反,它又一次“身首异处”,它的身体已经死亡,它的头脑寄生在异己的制度里。这是所有以1793为胎记的政治传统、批判观念和浪漫人士能够存活的秘密,只是羞于承认而已。他们都是一些道德君子,君子欺“小人”,也有“欺小人以方”的时候。小如罗伯斯比尔个人,他如果复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在美国校园里拿着终身教职,发发教授脾气的语言专家,如乔姆斯基之类;大如社会民主党执政,一度要继续革命,最后却放弃革命,在他人的制度平台上舞蹈,舞得比任何时候都好。闪电寄生,却比活在它本身要好。闪电只能寄生于阳光,才能增加阳光的温度,而不是突发抽搐,霹雳伤人。它如果孤立出现,它只能重归黑暗。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
现在,可以简略说说“姊妹革命”之外的话题了。
北美史学家时常抱怨,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总是腰斩他们的“革命史”,把一部完整的美国革命史按照自己的口味裁剪成一段“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早期历史,视野所及,似只有从1775年到1782年的独立战争,却将更为重要的1782年至1787年的制宪历史弃之不顾。另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要理解这场革命,仅仅延伸至1787年也还不够,这场革命有三个段落,第一段落为独立战争,第二段落为制宪活动,第三段落是从费城制宪到1800年杰斐逊大选获胜,政党轮替执政,人类第一次实现统治权力的和平交接。美国革命如果仅仅停留在第一段落,那就不是革命,而是一场战争,甚至仅仅是一场内战:同一民族内部母邦与移民之间发生的分裂性内战,并不是外来异族统治与原住民之间发生的“民族战争”。这场“内战”后来之所以发展为“革命”,是在“内战”结束之后的第二、第三段落,从1787年至1800才从容开展。要能理解后一内涵,恐怕需要将西方历史还原至西方环境,剔除20世纪“亚非拉人们要解放,解放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一认知框架的干扰。东方人有理由反对20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但于此同时,不能在反对中复制一次对方的主义,炮制东方人自己的“西方主义”。且不说以东方的“西方主义”反对西方的“东方主义”,为意识形态语,同义反复,即以历史学而论,腰斩美国革命史,就已经是这一东方“西方主义”叙事模式的恶果之一。
有助于完整认识美国革命史的另一视野,是在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展开对比研究。这不是后人主观找茬,而是这两场革命当时就已经在暗中较劲。无论是说美国革命在1787年结束,还是到1800年落下帷幕,两派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贯穿在这两个年代背后,尚有法国大革命映衬着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来自高卢的号角嘹亮高亢,似乎在执意压低从波士顿到费城一线的苏格兰风笛。更为重要的是,以1787和1793各为胎记的两种政治传统,双峰对峙,二水长流,流贯此后数百年历史,直至20世纪最后十年冷战结束。在那些有中国问题的教科书中,冷战只有50年的历史,但在我们这里展开的历史视野里,则可能是一个稍长一些的历史单元刚刚结束。从1789法国革命突起狂飙,到1989苏东崩溃,狂飙一曲从天落,不多不少,恰好是一个完整的200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历史单元里的后一阶段,列宁或斯大林不乏洞见,他们都曾发现这一历史要穴:要把“美国的求实风格和法国的浪漫精神结合起来”。只可惜在俄国,如此洞见仅限定为一小群“干部素质”之改善,而在更大范围内,所谓“灵魂工程师”、“塑造新人类”的可怕说法早已将这一洞见淹没。从彼得大帝引进一个说法语的上流社会,俄国的政治文化就来自法国的精神疾病。俄国病,也就是法国病。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我们曾经生活并至今还未告别的20世纪,可能就值根于这里。
〔题注〕
人性之结构性定义,见仁见智,歧义纷纭。本文不进入这一层面,仅从功能主义角度接触这一问题:不回答人性究竟是“什么”,只关心人们“认为”人性是什么,以及由此软性的“认为”──不同的认识与作为,产生了什么样的硬性后果。事涉人文,则往往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人们认为它是什么,
〔注释〕
(1)亚当斯关于哲学之士的论述,见佐尔丹.豪劳斯蒂《约翰.亚当斯与进步预言者》(哈佛大学出版,1952),21、241页。(Adamson the philosophes: Zoltan Haraszti, John Adams and the Prophets of progr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21and24.)
(2)亚当斯关于杜尔哥的论述:见约翰.亚当斯给杰斐逊的信,1813年7月13日,引自莱斯特.J.卡蓬编的《亚当斯与杰斐逊通信集》,2卷。(查普尔.希尔:北卡罗莱纳大学出,1959),2:356。(John Adams to Jefferson, 13 July 1813, in Lester J. Cappon, ed., TheAdams-Jefferson Letters, 2 vol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2: 356)
(3)亚当斯关于孔多赛的论述,见豪劳斯蒂《约翰.亚当斯与进步预言者》241、242、256页。(Adamson Condorcet: Haraszti, John Adams and the Prophets of progr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241, 242 and 256)
(4)古维诺尔.莫里斯的《法国革命日记》贝娅特丽克丝.达文波特编,2卷,(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39年),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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