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麻烦的效忠表示。这种事的意义得从反面来解释：做了不见得有好处，但不做说不定就有麻烦。哈维尔的解释是：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太太平平过日子需要这么做。照普通人的说法，无数这样的小事都是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13哈维尔从这个现象来透视后极权控制，他写道14：

人们并不需要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是他们必须做出相信的样子，至少必须以沉默来容忍这些神话，与玩弄这些神话的人和气相处。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一定接受谎言，但却必须心甘情愿和谎言在一起生活，并生活在谎言中。这样做也就帮助和巩固了谎言的制度，他们给这个制度添砖加瓦，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长期生活在极权谎言中会造成普遍的人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功能失调。哈维尔说：生活在谎言中产生深刻的人性危机，这种危机反过来又造就这样的生活，它的道德问题不容忽视。它是一种社会深层道德危机。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可以是一个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的社会，但它却必然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功能的社会15：

消费价值诱惑的个性消失在大众文明的旋涡之中，在存在中无所适从的人，除了苟活于世之外，凡事全无责任心，这便是丧失了道德意识的人。后极权制度需要在道德沦丧中存在，它不断在加深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极权的社会显现。

后极权社会的道德危机还在于，每一个受害者都参与建构了迫害他自己的环境力量。在后极权社会中，净土和地狱的界线失去了把守，压迫和暴力已不能再用传统的善恶区别去理解。昆德拉的《告别聚会》（The Farewell Party）中便有对极权世界净土和地狱的思考。乌尔佳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积极份子，死于党内清洗。乌尔佳向加库勃打听她父亲是否曾像那些迫害者一样，参与制造了治他自己于死地的恐怖。在再三追问下，加库勃说，这本是可能的，因为在世界上还没有谁真的会因良心不安而不能去整死别人的。乌尔佳不满意加库勃的回答。她觉得，人人都可能不具有人性，但这并不能说明为甚么她父亲这个具体的人会丧失人性。加库勃答道16：

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由家人、家庭和工作构成的小小净土圈内。他们生活在一个介于善恶之间的安全地带。看到杀人者，他们也真的会感到栗然。但是，他们只要一出这片小小的净土，就会变成凶手，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历史时时将人类推向谁也难以抗拒的压力和诱惑。但谈论这些又有何益？跟你说你父亲也许会做甚么，又有何用，反正又无法证明。

和大多数人一样，尽管乌尔佳能接受加库勃人人都可能丧失人性的普遍说法，但却难以接受这就是她身边的事实。生活在冤案遍布、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的极权社会中的人们，一次次被政治运动扭曲了人性，人们对人性普遍的软弱和丑恶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沉重的失望，但几乎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他自己或他身边的亲人是一些例外。遭整肃清洗的当权者，他的家人不愿相信他参与制造了加害于他自己的恐怖。连最酷烈的整肃人，他的子女恐怕也会像乌尔佳那样不相信他真的是一个迷失人性的人。这就是我们为甚么往往会发现一些恶名昭著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公众名声与其亲属好友的回忆显得如此大相径庭。

在昆德拉看来，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极权社会的朝不保夕、是非颠倒，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出了大奸大恶之徒，而是因为暴力和真理的结合方式使得人们比在普通情况下更容易迷失人性。哪怕整人害人极凶的人，也并不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怪物。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净土圈里，他们甚至可以是相当有修养、有品味、通情达理的谦和君子。问题是，一出这个小小的净土圈子，他们便一个个身不由己地变得面目狰狞。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制度下连邪恶都是平庸的。昆德拉把极权主义的邪恶称为极权主义媚俗。在《不可承受的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昆德拉在讲述萨必娜的故事时评说道：在极权媚俗的领地里，一切回答都已预先设定，疑问则被预先排除。因此，对极权媚俗的真正对抗者就是那个发问的人。疑问像是一柄利刃，剖开舞台布景的彩幕，让我们瞧见后面隐藏的东西。对待极权媚俗要紧的是发问，而不只是控诉和谴责。不发问的控诉和谴责，本身就是媚俗17。

东欧人文性和非政治性的后极权理论是对关于极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补充，它涉及了一些极权制度下重要的普遍人文或人生哲理问题，如文化、社会、国家的记忆和遗忘，谎言对道德主体和人际关系的侵蚀，人的软弱、内疚和罪孽感，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与加害，背叛和出卖，孤独和恐惧，暴虐统治下的思想平庸，语言枯竭和媚俗等等。这些问题的长远价值并没有随着1989年以后东欧后极权政权的解体而消失。相反，人们在研究现今俄国和东欧国家存在的政治冷淡、道德虚无论、玩世不恭、心理失序等问题时，仍然常常从人文的角度把它们当作后极权文化的后遗症来讨论。

1989年以后，由于东欧局势的突变，刚开始与西方极权理论相互砥砺的东欧后极权理论似乎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声，但这昨日的声音却正在道出我们今天的处境。就像政治自由主义问题一直到90年代才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一样，极权主义也是一个被久久延迟了的问题。1989年前东欧知识份子带给9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不只是一个后极权的概念，而更是一种自由意识，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知识勇气和睿智。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76-83。

注释

1　Hannah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1, 1966);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965).

2　Allen Kassof, The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16, no. 4 (July 1964): 559.

3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ed.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5).

4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1984 Revisited: Totalitarianism in Our Century, ed. Irving How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107, 118.

5　Jeffrey C. Goldfarb, Beyond Glasnost: The Post-Totalitarian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37.

6　Gy?rgy Lukács,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ed. Gale Stok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92.

7　Milovan Djilas, excerpts from The New Class, in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 ed. Gale Stokes (New York: Praeger, 1967), 105.

8　Zden?k Mlyná?, Towards a Democratic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 ed. Gale Stokes, 124-25.

9　Adam Michnik, The New Evolutionism, in Letters from Freedom: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ed. Irena Grudzinska Gro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Václav Benda et al., Parallel Polis, or an Independent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Inquiry, Social Research 55, no. 1/2 (1988): 211-46.

10　Stanislaw Baranczak, Breathing under Water and Other East European Essay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klos Haraszti, The Velvet Prison (New York: New Republic B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