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一般从事过多种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工作，工作经历较为丰富。
    由表3-3 Panel C看出，变量REPUT均值为1.21，小于一般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1.55，说明家族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声誉资本不及平均水平，独立董事兼任的情况还比较少。此外，样本公司中有13％的独立董事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的背景，女性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了14％，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为50岁。与一般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发现，家族类上市公司中，具有国际背景的独立董事较少，女性独立董事更多，而且独立董事普遍更趋于年轻化。
    4.控制变量特征描述
    表4列示了样本公司控制变量的信息，并与一般上市公司进行了比较。
    表4显示，与一般上市公司相比，家族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更高，高管持股比例也更高，说明家族类上市公司更重视对独立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另外，从表征家族类上市公司的特征变量看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系数SQ的均值为2，小于3，表明两者的总体分离程度尚不太大，处于弱分离区间。但SQ的最大值高达21，说明有部分公司还处于高度分离状态，家族股东只用了很少的现金投入，就掌握了上市公司很大的投票权；IPO为0的值达到60％，说明有超过一半的家族类上市公司是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成为上市公司的。论文 http://www.qiqi8.cn 毕业论文
    (二)回归分析
    1.教育背景与企业价值
经过初步的相关性分析，发现INDEDUCATION变量与各学历变量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为了避免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回归结果，本文只将学历平均值纳入模型，采用以下模型检验教育背景变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③：



 表5列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自变量的回归后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即通过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DW值接近2，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关系。进一步，我们采取计算｜e｜与X的等级相关系数的方法(Spearman相关系数)对回归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e｜与回归模型中有显著意义的5个自变量几乎全部相关，且与0有显著差异，说明存在明显的异方差问题。为使模型更加准确，我们以1/｜e｜为权重，采取WLS法进行处理，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看出：新的回归模型中，F值为50.546，修正后的R[2]为0.546，并且所有自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效果明显优于原回归模型。新的回归模型显示：当以Q80为因变量时，代表独立董事整体学历水平的变量INDEDCATION在1％的水平上与Q80显著负相关，表明专家假设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与魏刚等(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行业专长变量INDUS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在熟悉了解上市公司行业背景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
    2.工作背景与企业价值
    为了探讨独立董事工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以下模型：


 表8列示了模型(3)的WLS回归结果④。
    由表8看出：当以Q80为因变量时，变量DIVERSITY由于方差膨胀因子过大而未能进入回归模型，说明独立董事工作背景的丰富性在公司的市场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变量ACADEMIC、GOVERNMENTH和CORPORAT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Q80呈正相关关系，变量LAW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Q80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具有学术机构背景、政府关系和管理经验以及律师资格的独立董事向市场传递了利好的信息，增强了中小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提升了公司的市场价值；另外，具有银行工作背景和注册会计师资格的独立董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
    3.其他背景特征与企业价值
    为了检验独立董事的声誉背景、海外经验、性别和年龄特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以下模型：

表9列示了模型(3)的WLS回归结果。
    表9显示，变量OVERSEAS和GENDER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Q80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独立董事的海外工作和学习经验对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并且，女性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改善独立董事的治理效用；我们并没有发现独立董事兼任情况和年龄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影响。
    另外，3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变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家族类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确实能够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更好的信息，进而反映为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中价值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独立董事的市场监管职能也在发挥积极的作用。这首先从数量角度证明了独立董事与企业价值间的正向关系。变量INDPAY在所有回归方程中都与Q80显著负相关，表明独立董事的报酬越高，其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越强，可能影响了投资者对其履职效果的认可度，向市场传递了不利的信息，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
(三)进一步研究
    1.其他治理变量的控制
    王金全(2006)发现独立董事亲自参与会议或委托他人参加会议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有正向作用，因此，我们控制了INDM，它等于独立董事亲自出席董事会议的比例，INDD为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比例，包括亲自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苏启林和朱文(2003)发现，由控制者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家族类上市公司表现出的市场价值越低，因此，我们还控制了CSD，它为一个虚拟变量，当控制者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取1，否则为0。

把这3个新变量加入回归方程，我们发现前文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只有变量CPA与Q80变为负相关，而变量LAW和GENDER与Q80的正相关关系变得不显著了，限于篇幅，不再列示回归结果，下文同。这说明前文得出的有关独立董事具有律师资格和女性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能够增加企业价值的结论不是稳健的，而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独立董事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关系因为只在这一回归结果中显著，所以也不是稳健的。
    另外，对于新加入的3个治理变量，独立董事亲自出席董事会的频率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独立董事的履职效果越好，越能增强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的信心，从而使得公司的市场价值上升；控制者兼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苏启林和朱文(2003)、白重恩等(2005)的结论一致。
    2.其他稳健性测试
    我们更换前文的一些自变量定义。第一，与第四章的研究方法相同，我们把控制权定义为多条控股链中，最小持股比例之和，相应的，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系数作了重新计算，用SQ1表示；第二，我们重新定义了变量IND，它等于独立董事的数量与非独立董事的数量之比(IND1)；第三，为了精确CEO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我们用CE0STOCK(CEO持股比例)代替高管层持股比例(MANSTOCK)；第四，我们把股权集中度定义为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HERLF1)。
    替换了自变量后，我们发现前文的结论基本还是成立的，只有变量LAW和Q80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消失了，而变量REPUT与Q80在10％的水平上变得显著负相关，与前文的回归结果有异，因此，前文得出的变量LAW与Q80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不稳健，并且也不能说明变量REPUT与Q80显著负相关。
    五、结论
    本文以沪深两地股票市场2006年度392家家族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同时检验了独立董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到3个有意义的结论：首先，虽然家族类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显著低于一般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但家族类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却仍然也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说明独立董事制度在家族类上市公司中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体现；其次，与一般上市公司相比，家族类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平均学历水平更低、女性更多，具有银行关系、国际背景的更少，而且更趋于年轻化；最后，具有行业专长、学术机构背景、政府关系、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独立董事的学历、银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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