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事实上，寻租理论就始自于寻租理论创始人Gordon Tullock和 Anne Krueger对关税、垄断、偷窃及贸易管制等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的研究，后来寻租的基本思想与公共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寻租给社会带
来的福利损害，而致力于寻租损失的量化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则一直是寻租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尽管精确的寻租规模与寻租损失的计算很困难，但还是可以给出一些初步的估计，如Anne Krueger (1974)就对印度1964年的租金进行过估计，达146亿卢比，占当年国民收入的7·3%；阿克尔估计，1968年的土耳其仅进口许可所带来的租金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寻租的间接效率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会计寻租由于其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间接性与基础性，我们很难直接估算出会计寻租给社会带来的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理论上概括出会计寻租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的范围。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
成本；(2)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3)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与垄断寻租和贸易寻租相比，会计寻租引起的租值耗散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从直接数额来看也是令人惊讶的，这里以美国著名的“储蓄与贷款会计规则”为例来说明。在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是接受公共管制的行业，其破产将会得到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20世纪80年代初，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普遍业绩恶化，为避免其对联邦预算赤字影响的进一步加剧，该行业的上级管理机构 “联邦国内信贷抵押公司”首先是游说FASB为其出台“管制性会计原则 (Reuglatory accounting principles)”，在该会计规则仍不能挽救其财务状况之败局时，直接向其会员发放股票股利以增加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规定资本，并说服FASB最终同意了这一会计处理方法，这一做法虽避免了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的崩溃，但却便纳税人由此而承担了7500-10000亿美元的未来福利损失门。可见，会计寻租导致的直接社会福利损失是相当大的。
尽管会计寻租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但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将会计寻租予以消除。一方面，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的会计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对其适当干预是增进社会福利所必需的，而且为控制会计的经济后果也需要政府对会计信息揭示进行管制;另一方面，会计寻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会计寻租博弈对会计准则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具有一定效率同。因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扼制会计寻租活动的发生和蔓延，况且扼制会计寻租是要花成本的。就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会计寻租活动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适度控制会计寻租：(1)教育社会公众，让其明白过度会计寻租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害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受损；(2)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3)确立准则制定者的独立性，让作为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准则制定者与被管制者分离，并延长其任职期限，“长期的工作保障可以使准则制定者从利益集团要求制定他们所偏好的机会主义准则的高压下解脱出来”；(4)对会计寻租行为尤其是非法的会计寻租行为予以揭露，形成一种反对会计寻租的道德或思想环境，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资本将有助于扼制会计寻租现象的进一步滋生与蔓延。
四、结束语:在我日开展会计寻租研究的意义
寻租与制度、体制、产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为减少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震荡，我国采取了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其最大的特征是制度的“双轨”运行。从会计的角度看，我国目前乃至将来都将因经济的转型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会计寻租现象，其主要促动因素有：
(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并存，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双轨”会计规则的存在就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则范围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同时，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规
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逐步放开的经济出现了大量新业务、新情况和新问题未能完全纳入现有会计规则所规范的范围，这更为会计寻租提供了“边际性”空间。
(二)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异质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性使用，相比于传统单一的公有产权主体，更有可能使新生的利益主体去游说管制部门，争夺传统经济主体的即得利益，而后者则为保住自身利益更有激励去“护租”(rent protection)，或者二者反过来行事。如我国曾对国有企业和 “三资”企业及外资企业实行过不同的会计规则，一些企业为获得诸如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存货的后进先出法之类的“优惠”会计政策，而试图说服财政部门或其主管部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非均衡性，还会便会计规则制定的博弈有更多的参与者，这便为会计寻租准备了寻租主体。
(三)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政治经济生活中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与寻租规模大小有很大关系，而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为会计寻租活动准备了积极的、活的因素，这表现为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评论、意见日益增多，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质量及其使用效果更加关注等。尽管政治活动要受到“搭便车”现象的困扰，但其财富转移的易得性仍将吸引很多人参与其中。可以预见，随着会计经济后果的“日益严重”，人们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关注其运行规则制定过程的“充分性”、公平性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会计寻租活动也将越来越普遍。开展会计寻租研究就应该成为我国会计界较为紧迫的研究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斯蒂芬 A 泽弗、贝拉G 德兰主编，夏冬林等译。现代财务会计理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 R L 瓦茨 J L 齐默曼著，黄世忠主等译 实证会计理论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3同1
4 卢现祥 寻租经济学导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5 lawtence Revsine. The Selective Financial Misreprsentation Hypothesis. Accounting Horizons, 1991
6 同5
7 同5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