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任意居奇"，数量则不详[1]（第840-843页）。

　　2.外国纸币，包括外国银行在清朝境内发行的和外国银行或外国政府在境外发行而流入的。有的用中国货币单位，有的用外国货币单位，信用有好有坏，流通范围有大有小。

　　英钞行用地域最广。一是汇丰、麦加利银行发行的港币（俗称港纸），70年代流入内地，渐在两广、福建蔓延，一度对银元竟有升水。二是其内地分行发行的银元券、银两券。汇丰纸币在所有外钞中流通最广、"信用最佳"，除上海等通商口岸外，还渗透到许多内地的省会城市。麦加利的只能在上海附近行使。1910年，英钞在内地流通的折合银元可能达1500万（汇丰的超过1000万）[8]（第70-74页）。

　　日钞主要是横滨正金银行的日本银元票、金元票（俗称老头票）。始于1902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发行了巨额军用票，战后允许用正金钞票收回，遂得以在东北南部确立地位，并在吉林与卢布争夺，至1911年共发行约800万日圆（折合中币数量相当）。清末，日殖民者所设台湾银行的银元纸币(1899-1904)、金元纸币(1904-)，朝鲜银行的金元纸币(1909-)有流入，数量尚不多[8]（第80、81页）。

　　俄钞数量最多，范围在东北和新疆。1895年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发行银两、银元和铜钱票，清末主要流通在东北，估计仅二、三百万元[8]（第128页）。帝俄卢布（羌帖、俄帖）则流入甚巨，光绪初年已渗入东北，"（中俄）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1]（第1033页）。八国联军时沙俄入侵，卢布势力遍及东北各地。经1902年俄军撤退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卢布信用削弱，被兑现的数以亿计，地盘大为缩小[6]（第888页）。黑龙江"俄国羌帖通行，几至反客为主"，吉林则是卢布与日钞相争夺[1]（第997、1002页）。在新疆北部，同治变乱时卢布趁虚而入，日甚一日，伊犁一带"若忘其为中国地面"[1]（第1003页）。清末的卢布流通额折合银元至少有五六千万，"但说成一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6]（第888页）。

　　法钞是东方汇理银行在安南发行的纸币。修筑滇越铁路时流入，人称法纸。主要行使在云南和广西，数量合银元超过千万元[8]（第126页）。

　　其他在中国流通的外钞有：德华银行银两、银元票(1890-)，主要用在山东，近200万元[8]（第99页）。美国花旗银行银元票(1907-)，清末限于上海、天津一带，数十万元[8]（第162页）。华比银行银元票(1910-)只在上海流通，数量很少[8]（第168页）。

　　3.铜币。日本、越南铜钱的流通又有扩张。清末，光中、景兴等钱至少流通于闽、广、台湾、山东济南等地、北京附近乡村和四川重庆。在闽广一带势力接近清钱，在台湾和济南也占铜钱的百分之十几。日本宽永钱在江、浙、闽、台、江西甚至重庆的许多地方行使着，但数量不多[6]（第884页）。旧式铜钱外，英属香港所铸铜辅币（铜仙）也有一些流入广东，日常贸易中"商民间亦搭用"[1]（第872页）。

　　以上大略概述了外币在中国流通的格局，总的趋势是从南向北、从沿海沿边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蔓延，与各式各样的中国货币交错流通。它们的流通数额综合各家观点得出。总计起来，清末外币在华流通额巨大，银元要超过5亿元，外钞折合银元超过1亿元，与彭信威先生的估计相近。因没有可靠的调查或统计可作依据，这只能是（偏于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字也许高出很多。（美）郝延平的估计竟达11.9亿元。清朝末年，外币占全部货币供应的比例十分可观，彭信威先生估计有30%[6]（第888、889页），郝延平则估计有47.8%[7]（第76页）。

　　　　二、外币流通的"半殖民地性"再讨论

　　清代后期外币的流通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过去的评价很简单，认为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6]（第889页），"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表现"[9]（第90页），"是货币流通的半殖民地性的表现"[10]（第121页）。由于外币的流通与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间存在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上述观点有着不可动摇的合理性。

　　一些外币本身便是对我国和我国周边国家侵略活动的产物。有的是殖民地货币，如港币、法光、日本台湾银行纸币；有的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如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发行纸币，却受其本国法律管辖，中国政府不能干预；还有在中国境内强行使用的，如八国联军时俄国在东北付出的卢布、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军用票。

　　在很多情况下，外币的流通范围与其母国在华势力范围重合，外币扮演着侵略活动的帮凶，是一种经济侵略手段。尤其是纸币，等于空手套取中国的财富，是不流血的经济掠夺。

　　外币的流通侵犯中国主权，加剧货币领域的混乱局面。在原有的银两铜钱外，又逐渐加入几十种外国银元和纸币交叉流通，它们与银两、铜钱、私票以及中国新式银元、铜元、纸币间的关系复杂，而且所有货币的流通都有相当的地方性。这加深了中国币制的长期不统一，成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严重障碍。

　　然而，讨论这一问题又需采取历史的、具体的态度。今天，人们习惯了货币主权观念，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决不应让外国货币自由流通，更何况晚清时期外币的流通经常是与侵略和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事情要复杂许多，至少要面对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早在鸦片战争前已有洋钱大量行用，此时中国还未进入"半殖民地化"过程；其二，外币中数量最多的鹰洋来自墨西哥，该国从未有侵略中国的行为；其三，在大部分情况下，外币是由中国人自愿而且乐意使用的，没有出现强迫或欺骗的情况，事实上，如果某种外币信用不好，它会很快被抛弃；其四，清政府对外币的使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的，或者说，多数外币在中国的流通并不是违法行为。要解释这些疑问仅仅用"侵略"、"半殖民地性"是不够的，结合货币制度的传统--近代转型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外币流行客观上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币制变革的要求。

　　清代币制是银（两）（铜）钱复本位（或称平行本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更经常地、在更大范围内、更大额度地使用货币，传统币制的缺陷决定了它愈发难以满足这些需要。首先是低效率，银两铜钱都缺乏一致性，银两成色不一，重量标准因地而异。铜钱虽有定制，实际的重量和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两者的总换比率又随行就市，波动频繁，而且大量携带都很不方便。其次，货币供应要取决于银铜两种金属的可得性，但中国产量有限，致使阶段性或地区性的货币短缺经常发生。尤其是东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货币供应长期不足。

　　有效交换手段的缺乏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交换的成本。变革币制，打破传统复本位制的藩篱势在必行。这时，出于先进货币制度的外币先是通过贸易、继而在炮舰和商业双重推动下进入中国，它们与传统货币相较，优势明显。洋钱是机器铸造的标准化银元，"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11]（第691页）。"（银两）轻重成色操于奸商之手，及洋钱流入，诸弊悉空，人情乐趋简易，故能风行一时，其实为乘我之虚"[1]（第749页）。外钞产生于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不但"无须较论成色，携带甚便"，优于金属货币，且依托新式银行，信用远胜旧式银钱铺的私票。而边疆地区货币短缺，外国货币不免乘虚而入。既然外币能够弥补传统复本位制的不足，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于是受到欢迎，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这是它们在中国流行的根本原因。而外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提高商业运行效率、增加货币供应的积极作用。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币制改革运动迅速展开，新式银元、铜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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