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本位制，都不是冷静态度下的科学尝试。它们并不是在自愿的情况下采用的，是战争或膨胀的累积租税造成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那时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境地，对于局面的稳定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措施自然成了灾难的伴奏和前奏。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在正常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关于价值标准的调节是一个特别难处理的问题，因为有许多高于社会所必需的任务，我们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完成这件事呢？

    诚然，如果有神灵在监护着黄金，或者上帝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稳定本位制，那么为了进行一些略微的改进，我是决不会把通货的管理权移交给那些可能是软弱无能或愚昧无知的银行委员会和政府的。但是这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本位制。经验显示，在紧急情况下，财政部长的活动是不能被约束的。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纸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的世界中，我们无法逃避“管理”通货，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至于黄金本身的价值，是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的，纸币能否兑换黄金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上节所述的最后一句，值得再推敲推敲。它与战前我们曾学习过的、教导过的准备金原则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没有一个中央银行会如此大方，以至于保持超过它需要的黄金数量；或者如此疏忽，以至于保持低于它需要的黄金数量。黄金会不时地投入货币流通领域或输出海外。经验显示，在这些场合下黄金的需要量大体上是与中央银行的负债成适当比例的。在银行方面，必须要把准备金比率提得高一些，以防万一，并增强民众信心。信用创造主要是以此比率为依据，并随时加以调节。以英格兰银行为例，它在黄金潮流中随波逐流，听任黄金的流进流出，让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不让它受到关于阻止价格影响方面的任何观念的影响。在大战以前，这种制度就已经由于其中的人为因素而渐趋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比率关系”已经渐渐与事实脱离联系，而基本上成为一种常规，比这一比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其他比率也同样可以完成任务。大战打破了这个常规，因为黄金退出实际流通领域以后，消灭了处于这一常规背面的一个实际存在因素，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以后又消灭另一个因素。这时的准备金“比率”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意义，因此以这一比率为依据来调整银行利率的做法将是荒唐可笑的，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产生了一种新政策。现在的银行利率，尽管在使用上存在着不完善性和带有试验性质，但却在为了企业稳定和价格的持续平衡而调节信用的扩张与收缩。至于利用它取得美元汇率的稳定——这与国内价格的稳定是不一致的——我们还存在着战前政策的遗风，实行的是一种协调政策，试图在这两个不相一致的目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们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方针路线。如果我们恢复金本位，银行利率也势必回到战前模式，让黄金潮的涨落任意戏弄国内的价格水平，对于信用循环对价格和就业稳定的严重不利影响，也听其自然，而不设法加以调节，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做呢？或者，我们继续进行关于我们现有政策的尝试性革新，而置“银行比率”于不顾，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黄金的堆积存量远远超过我们的实际需要，或者削减黄金存量使它远远低于必要存量水平，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

    以事实而论，金本位现在已经是一种未开化习俗的残余。从英格兰银行总裁起，所有我们这些人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保持企业、价格和就业的稳定；当不得不从其中选择某一目标的时候，我们决不会为了过时的教条——其价值曾经是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而牺牲这些方面。主张古老的本位制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个制度离时代精神的要求有多么遥远。一种管理体制下的非金属本位制已经不知不觉地登台亮相了。它的存在已成为既成事实。正当许多经济学家在打瞌睡的时候，百年来的学术梦想已经脱去了峨冠丽服，穿上了破烂衣裳，悄悄地溜进了现实世界，而引它进来的就是那些离经叛道的财政部长们，他们时常受到指责，不过比起过去的循规蹈矩却还是要有力得多。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开明的主张恢复黄金使用的人们，如哈特里先生，并不赞成黄金重新成为“自然”通货，而坚决主张黄金成为一种“管理”通货。他们只允许黄金回归以后，成为一位立宪君主，其古代的专制权力一概取消，强迫它接受银行议会的建议。目前起草关于通货的热那亚决议的那些人头脑中的想法，对于哈特里先生对黄金问题的主张而言，是一个关键条件。他的打算是：“各中央发行银行之间应保持连续的合作关系”（决议第三条），应以金汇兑本位为基础形成一种国际常规，“目的在于防止黄金购买力的过度波动”（决议第十一条）。但是他不赞成在不顾“对于黄金购买力将来出现的困难是否做好了防备”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他承认，“国际合作是不容易推进的，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则目前最明智的措施似乎是集中力量于以商品为依据的英镑的稳定，而不是把英镑束缚在一种前途变幻莫测的金属身上。”

    看到这样的建议，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把黄金拽进来呢？显然，哈特里先生的这种妥协策略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支持，而主要是出于感情和传统习俗的影响，英国人宁可除去君主的权力，也不愿意把君主本人除去。不过他没有着重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另外三个方面的原因：（1）必须用黄金作为一种流动储备，用于国际债务余额的清算；（2）这种做法可以进行一种尝试，而无须与旧制度完全隔绝；（3）必须顾及到黄金生产者的既得利益。在以下我自己的建议中，这几点原因都基本上包括于内，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准备详述了。

    另一方面，有些人把恢复金本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合作这一点上，可我认为这种想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在世界黄金的现存分配格局下，恢复金本位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自己对价格水平和信用循环的调整处置权，而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即使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英格兰银行之间建立了最亲密、最诚恳的合作关系，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权力方面，仍然会处于有利地位。前者可以忽视后者的存在而独立行事；但是如果后者忽视了前者，那它随着情况的变

化，很容易发生黄金存量的过剩或者不足。不仅如此，我们事前就可以判定，美国方面到那时肯定会多有猜忌（因为他们的性情就是这样的），疑心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利益，而干预其政策或影响美国的贴现率。此外，为了对付世界上出现的过剩黄金，我们也必须承担一大笔尽管是徒劳的费用。

    在目前的环境下，使我们的行动自由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将是一种鲁莽轻率的举动。在紧要关头，对如何在勇敢、独立的精神下采取行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追求的目标是摆脱来自局部利益的压力，但是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全部实现，我们还没有把握。不过它仍旧有可能屈服于激烈的低息贷款运动。对英国的行为表示疑虑，不但不能增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地位，反而会大大削弱其抵御民众喧哗的能力。还有，除了政策的软弱或错误会引起不良后果之外，即使英美两国同时采取同样的政策也不一定对双方都有利。在大西洋的两岸，信用循环的发展与企业的现状有时是会出现很大的差别的。

我以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价格、信用和就业的稳定，对于过时的金本位，我已经失去了信心。尽管它在过去对经济局势的稳定有过贡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却怀疑它是否还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恢复战前形式的金本位。同时，对于哈特里先生关于与美国共同建立“管理”金本位的建议，我也表示怀疑；因为它保留了太多的旧制度下的弊端，而其优点却丧失了，而且它还将使我们过于依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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