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人的公平，却对债务人中的大多数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见，当通货的贬值已经持续了一个很长时期，已经使整个社会与新价值相适应时，通货紧缩造成的后果，甚至比通货膨胀更糟糕。两者都是“不公平”的，都会使合理的预期落空。但是通货膨胀可以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可以刺激企业发展，在造成偏差的同时多少还有一些益处，而通货紧缩却无一可取。

    2．将国家通货恢复到战前的含金值，可以提高国家的财政信誉，促进民众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如果某个国家希望能够把它的通货在很早的时候恢复到战前的平价水平，那么这个论点是不容忽视的。在英国、荷兰、瑞典、瑞士和（也许是）西班牙可以这么讲，但在欧洲其他国家就不能这样讲。有些国家，即使能把它们的法定货币价值略微提高些，也不可能使它恢复到原来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观点就不能适用。这个论点的主旨在于，必须满足使货币精确地恢复到战前平价的条件。以意大利而论，令里拉定位于10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还是6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它的财政信誉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对而言，能使里拉稳定在100：1的比率上要比在60到100之间波动不定的情形好得多。

    因此，这个观点的适用只能限于那些通货的含金值与原来价值的差距（比方说）在5％或10％以内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观点的确切意义取决于我们对下述问题所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回答。问题是，我们在将来，是否打算像过去一样，把我们自己牢牢束缚在彻底的金本位上。如果我们仍旧认为金本位优于其他任何方法，如果我们对通货前途的“信心”并不是取决于其购买力的稳定，而是取决于其含金值的固定不变，那么长期保持5％或10％范围内的通货紧缩，也许是值得的。这种见解，同100年前李嘉图在类似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正相吻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决定的目标是未来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金平价的固定不变，那么就没什么值得讨论的了。

    3．如果提高国家通货的含金值，工人阶级就会由于生活费用的缩减而受益；国外商品就会变得较为便宜；以金计价的外债（例如对美国的债务）在清偿时也相对容易些

    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它在实践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上述两个论点。这个论点认为，如果法郎的价值有所提高，那么用法郎支付的等额工资肯定可以多买些东西，用法郎偿付的法国输入品的价格会便宜得多。但是事实决不是这样的！如果法郎的价值提高，它不仅可以多购入商品，也可以多购入劳动力，这就是说，工资将下降；用来偿付输入品的法国输出品，在以法郎计量时，在价值上将同输入品有完全同等程度的下跌。同样，英国为偿还美元债务必须移交给美国的一定数量商品的价值总量，最后结算时所依据的换算率无论是1英镑合4美元还是战前平价，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项债务的负担决定于黄金的价值，而不决定于英镑的价值，因为债额是以黄金计量的。货币不过是一种媒介物，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从一个人的手里流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收进了又分散了，当它在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额中的任务完成之后就消失了。然而对一般人而言，想看清楚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二、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

    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通货与世界其他各国通货之间的汇兑比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只有一种国外通货），决定于国内价格水平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除非国内的与国外的价格水平都能保持稳定，否则汇率是不会稳定的。因此，如果国外价格水平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外，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或汇率将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我们不得不处于屈从地位。如果国外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同时保持价格水平和汇率的稳定。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而不能兼顾。

    在战前，几乎整个世界都实行金本位，那时我们一致偏重的是汇率的稳定，而不是价格的稳定。那时如果由于完全处于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一些原因，例如在国外发现了新金矿，或国外银行政策的转变，而使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动，对于这样的社会影响，我们是随时准备屈从的。我们的这种屈从态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相信有人为因素（尽管是比较有理性的）在内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价格波动事实上是比较缓和的。尽管如此，也出现过政策上改弦易辙的有力倡议。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欧文·费舍尔教授建议的补偿元计划（compensateddollar）。不过，除非所有的国家采取同样的计划，否则这个建议的实践作用只是在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外部汇率的稳定。

    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选择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应该说，各国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正确的选择必须部分取决于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如此，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比较可取的似乎总是价格的稳定，假使这一点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汇率的稳定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这一点又可以促进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人们在业务上的效率和繁荣。另一方面，价格的稳定对于上述各种弊端的避免，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各种契约关系与企业的预期，甚至在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商贸国家中，以汇率稳定为前提总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国内价格的稳定为前提的。与此不同的反对意见认为汇率的稳定是较容易达到的目标，因为它所要求的只是在国内与国外采取同样的价值标准；然而要把国内标准调整到使之相对于物价指数保持稳定，却还是一个从未实践过的、艰难的科学创新。

    无论如何，对这种把恢复固定汇率作为一个争取目标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假说，还需要进行比平常更深一步的探索。目前多数国家采用同样的本位制的前景非常渺茫，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当采用金本位时，我们可以同几乎整个世界保持汇率的稳定，而其他任何本位制都显得孤僻、反常，所以稳定和便利的确切优点就会支持保守派偏好黄金的心理。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另一种半偶然性的环境，商人的便利和对固体金属的原始热情这两点，依我看来，并不能充分保证黄金王朝的存在，毕竟在过去许多年里，黄金所提供的不仅是汇率的稳定，而且是整体上的价格水平的稳定。事实上，在稳定汇率和稳定价格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过去并不是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只是后来情势有了变化，在南非金矿开发的前夕，我们似乎要面对一个价格水平不断下降的局面，当时的本位制与价格的稳定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引起了对复本位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争论实质上也反映了当时的不满情绪。

    近来在各个国家的价格水平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或突然的差别，利用战前的调节黄金国际流动的制度是否能够处理目前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疑问的。在战前制度下，一国与外界之间的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国内价格水平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主要由国外的影响支配），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在行动上过于迟缓，感觉上过于迟钝；在战后制度下，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国内影响（即国内通货和信贷政策），而对外汇率则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发生作用时过于迅猛，感觉过于灵敏，结果由于一时偶然的原因，就会导致剧烈的变动。但是，当发生了广泛而突然的波动时，为了保持平衡的确需要有一种迅速的反应，这种迅速反应的需要正是战前方式不能适应战后条件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且它使每一个人对最终公布的汇率感到迷惑不解。

    变动不定的汇率意味着，政治方面和情感方面瞬间的影响，以及季节性贸易间或产生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相对价格的混乱。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对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调整汇率是一个最迅速有力的纠正方法，当国家的对外支出超过其所有资源时，它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防范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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