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正名机制的攻击而爆发金融危机时，危机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不会局限于该国，而会通过一定的途径扩散到其它的一些国家，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

传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某国在危机期间及其前后，邻国的贸易能力将受到危机国贬值的打击，从而使邻国的货币、进而整个经济体受到冲击。这种危机传染机制实质上是由于国家间实质经济联系所引起的传动机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都向第三地出口类似的产品，当泰铢贬值时会间接造成印度尼西亚出口收入的下降。

所有的估算表明，遭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之间的市场溢出效应并不是危机扩散的主要原因。最明显的例子是泰国和韩国的关系，泰国并不是韩国的市场，也不是韩国的竞争对手。它与庞大的多的韩国经济基本上毫无关系。

第二种传染机制是指恐慌情绪的迅速蔓延。此时市场力量有意识地寻求对付其它国家。这些国家与危机国可能处于同一区域，也可能在区域以外，但都有一共性，即经济可能有系统性的弱点，比如：薄弱的银行系统、金融和地产部门容易受到高利率的打击以及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水平低等。在危机之间，这些国家通过高回报率吸引间接投资进行融资，这些系统性弱点尚不碍事。这种系统性弱点可能是确实存在的，也可能只是投资者头脑中虚幻的假象。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投资者对这一经济体失去信心，它便无法抵御传染的侵袭。

所以，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造成东亚经济体在短时间内相继倒下的原因主要不是实质经济间的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头脑中对亚洲经济的印象。投资者的胃口是被这些经济体共有的"亚洲奇迹"刺激起来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再具有传奇色彩时，他们会立刻怀疑其它的经济体，而不会考虑到该经济体的实际状况如何。很明显，不管这些经济体有何区别，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容易受到自我正名的恐慌机制的青睐。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市场信心的丧失，开始造成金融和经济崩溃的循环。这些国家实物经济联系有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投资者的心目中，一个国家的坏消息就是所有人的坏消息，当一个经济体对自我正名的恐慌缺乏抵制的时候，恐慌就降临了。同样，我们可以理解1998年当俄罗斯的经济遭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时，何以与其实质经济并无多大联系的巴西经济会受到危机的感染。传染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突然发现两个国家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巴西同样有难以应付的钜额财政赤字--尽管在危机前夕，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生产力急升的阶段，下一个10年它的收入肯定会大大增加，财政赤字还是相当合理的，因而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历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对一个成功的经济体来说，市场和媒体对于其管理者的推崇，并不能保证该经济体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有足够的免疫力。对于缺乏国际金融市场信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尤其糟糕。

当经济对自我强化的危机缺乏抵抗力的时候，危机会在没有实质联系的经济体间扩散，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类似齿轮的传动机制，让金融恐慌机械地传遍世界。

五、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的困境

恐慌自我正名的机制和危机传染机制的形成，致使各国经济显得非常脆弱，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甚至是非常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10多年前，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员威廉姆·克来因（William Cline）指出，当今的国际经济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于各国政府留给自己的政策空间已十分狭窄。这道出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从国际金融体系的角度来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而不是赞同所谓的"后遗症理论"（hangover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为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然而，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并不要求它的政府总是执行完满的政策。令人震惊的是，从日本到韩国这样最近遭灾的国家中，大部分不久以前还被当作榜样。显然，在此之前的推崇者是过度的盲目崇拜。但是它们的经济状况真的是像人们现在认为的那样糟吗？抑或是这种分析只不过是马后炮？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如果说在亚洲和拉美的经济衰退中高处不胜寒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权威们可以深刻地解释美国经济何以遭此大难。显然，那些不受管制的对冲基金；那些得到错误信息进入高度流动的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过度宽松的信贷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零储蓄率等等，都预示着大难临头。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有结构性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结构性问题那么它也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一旦发展中国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就不得不在两难选择的抉择：要么冒着国家破产的危险坚持自己的政策的独立性（像马来西亚），要么听从IMF和美国财政部，采用严厉的紧缩政策。即使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同样会感到左右为难：如果达到了紧缩的目的，会减少需求，加重衰退；如果没有达到紧缩的目的，意味着情况已经失控，又会加深市场的恐慌情绪。

本来，在遭遇危机时，政府政策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平抑市场情绪。但是由于危机是自我强化的，那些理性的对实质经济起作用的政策不足以挽回市场信心，人们要令政策迎合市场情绪，即使是市场的偏见，市场的奇谈怪论。或者说，政府必须要令政策迎合市场的期望。这正是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破产的原因，国际经济政策居然与经济学毫无关系，它竟然成为纯心理学的试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不得不推行那些它们觉得市场认可的政策，无怪危机到来时，传统经济学的教科书被扔到了窗外。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经过专业化论证的情况下，IMF已经决定在经受着市场恐慌的国家施行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以韩国为例，1997－1998年里，韩元贬值了80%，亦即从840韩元兑1美元跌落到1565韩元兑1美元。无疑，货币贬值会使贸易物资的价格越升。然而，尽管如此，IMF仍然要求韩国以保持基本不变的通涨率为首要目标（与1997年的4.2%相比，1998年应为5.2%）。这样，为了在剧烈的货币贬值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的低通涨率，韩国需要一次猛烈的通货紧缩。事实上，这正是IMF所期待的，而且，它也是这样命令的。在这项援助项目签署以后，短期利率从12.5%上升到21%。

对此，IMF辩解说，这些严厉的货币政策及举措的目的在于"恢复并保持市场的平静"。很难想象这样的政策会"恢复并保持市场的平静"。事实上，自从项目协议签署以后，市场上的恐慌气氛愈发加剧，以至韩国银行濒临破产危局。在协议出台后的第一天，韩国银行突然拒绝发放短期贷款，随后，11家大企业集团宣布破产。而近来则有更多的知名公司接连落马。

除了利率的提升，IMF亦坚持1%-1.5%的GDP增长率，以此加强财政政策。在此基础上，IMF要求30家商业银行中的9家停止运转。由此看出，IMF正致力于将韩国1997年6%的增长率在1998年降至2%。这项"减速"计划在1998年将被证明是多于的，因为韩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无声无息地将其经济的紧缩一步到位。过度的杀伤对于几个月前还在追求稳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经济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于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接受危机是自身过错带来的惩罚的观点，因为除了以此等待投资者的信心恢复以外，它们根本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即使是全力避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对象的马哈蒂尔，在一定程度上也采取了正统的紧缩措施，接受了由此带来的经济衰退。可以肯定的是，对避免危机处理方案的底线是：没有好方法。新世界秩序的规则似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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