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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在25%左右（《经济日报》2002.1.28）。不良资产不等于零值资产，一般通过处理至少可收回20%-50%，目前贷款中真正成为烂帐的零值资产应不高于10%.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率远低于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8%（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银行自有资金仅2272亿，占总资产的4.2%，占贷款的5.8%.后来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取消了这一统计，故无法计算。），若考虑到巴塞尔规则的8%中的分母部分为风险加权资产，即商业贷款是100%，对政府贷款是0%，银行间贷款是20%，则我国的资本金率大致可以再提高一些，有人估计是6.32%.综合起来考虑，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已经资不抵债，应该进入破产程序，应该说是进入危机阶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本原因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均是以国家信用作基础，80%的资金份额由国有银行运作，中国不存在银行破产问题，仅有个别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如广东国投）或撤销（如光大国投）。考虑到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今后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我国每年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1-2千亿元，不含土地的国有资产近10万亿元，国有土地资产总量25万亿元。因此，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并不是很高的，但仍属于重度或重度偏轻危险，处于危险与危机之间的临界值。现在看，由于政府的干预及银行的努力，危险正在化解，危险程度正处于下降趋势之中。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第一，我国目前不存在金融危机。第二，我国目前乃至今后始终存在金融危险，但金融危险的严重程度在降低。第三，如果将五个方面的金融危险分别独立处理，依照环境污染定级中以首要污染物确定环境质量，则中国目前存在严重但已减弱的金融危险。第四，如果将五个方面的金融危险作简单合成，币值稳定程度危险值为0，汇率危险值为0，股指危险值为2，外债危险值为1，不良资产危险值为3，则中国目前的金融危险为轻度偏重危险或中度偏轻危险。
未来3-5年的中国金融：依然没有危机
依据分析，中国金融目前没有危机，那么今后是否会有呢？为了不作太远期的可能没有太大意义的预测，我们只对今后3-5年的中国金融有没有危机，若无危机，其危险程度几何作预测分析。
现状判定与未来中期预测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笔者以为，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从中长期看，是经济决定金融，因此今后3-5年金融有没有危机、危险程度如何，本质上决定于宏观经济有没有危机、危险程度如何。因此，我们需要从今后3-5年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特征出发分析中国的金融危机（危险）问题。那么未来3-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那就是依然较强的可维持性，这种可维持性也可以称之为惯性、相对稳定性此处对这种可维持性不作价值规范判断，只作实证分析。作出这样判断的根本依据如下：
61、中国经济成分已经并继续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这种多样性分散化（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加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可有效避免计划经济与过度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大起大落。因缺少GDP 的不同经济成分数据，我们以就业结构为例说明经济的多样性。1992年之前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的比重1978年为78%，1991年下降到63%，2001年下降到32%，目前还在下降之中。与这种经济成分多样化相对应的GDP 增长率的稳定性提高。在1992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我国GDP 年度增长率高者达到15.2%（1984年），低者为3.8%（1990年），高低相差3倍；次高者为13.5%（1985年），次低者为5.2%（1991年，剔除1989年特别年份），高低相差1.6倍。而在1992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之后，我国GDP 年度增长率高者13.5%（1993年），低者为7.1%（1999年），高低相差0.9倍；次高者为12.6%（1994年），次低者为7.8%（1998年），高低相差0.6倍。从近些年数据外推，今后5年国有单位职工再下降10个百分点问题不大，由此也可以认为今后5年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将再一步提高。
2、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已经并进一步突出，这也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比如我国的自然灾害，由于地域辽阔（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往往此地旱而彼地不旱，此地涝而彼地不涝，因而常常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据统计，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84年为，高者北京（698元）、天津（622元）、上海（729元）、江苏（397元），低者河南（244元）、甘肃（249元），广西（265元），高低相差1-2倍；1994年为，高者上海（5343元）、北京（2505元）、广东（2699元），低者贵州（942元）、甘肃（1007元）、河南（1034元），高低相差达1-4倍；2000年为，高者上海（11546元）、北京（7326元）、广东（5007元），低者贵州（1608元）、甘肃（1734元）、河南（2208元），高低相差仍为1-4倍。这种区域上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不符合协调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上使各地区经济发展分散化非同步进而有助于总量的稳定。比如当外需减弱的时候，由于地区差异，其冲击只能是局部的。这一点可以利用共振原理佐证。今后3-5年我国区域经济的这种明显差异性不仅不会减弱，可能还会有所加强，至少可以保持不变。如此，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继续稳定。
3.我国经济总量的盘子不断增大，减弱了大幅波动的程度与可能性。所谓船大抗风浪就是此理。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我国GDP 增长了7倍多，2000年GDP 已达到8.9万多亿元，2001年为9.59万亿元，按市场汇率折算超过1.1万亿美元，若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则至少在4万亿美元，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前6名之列。自1978以来，我国GDP 增长率只有三年低于6%，即1989年4.2%、1990年4.2%、1981年5.2%，其余所有年份均高于7%（这里假定统计是真实的，即使有问题，其纵向仍是可比的）。从今后3-5年看，没有什么特别因素会使增长率大幅下降。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是渐进式改革，也没有强大的反改革力量，发展仍旧是硬道理；考虑到我国人口增长需要（1个百分点）、追赶发达国家需要（至少要达到3-4个百分点）、环境生态保护需要（至少1个百分点），今后我国每年GDP 增长率至少应不低于5-6个百分点，十五计划规定在7个百分点。因此，今后3-5年我国经济总量仍将增大，中国经济的可维持性也将进一步增强。
4.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稳定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也有重要作用。据统计，90年代前半期世界GDP 增长率大体上在2个百分点，高低落差超过1倍；90年代后半期世界GDP 增长率在3-3.5个百分点左右，高低落差低于50%.由于我国经济外向化程度的提高，2001年进出口总额5098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达468亿美元，增长14.9%.因此世界经济的这种变化特点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有利的。今后3-5年这一特征仍将会持续下去（9.11事件有影响但不足以改变这一基本特征）。
5.中央政府仍然掌握比较丰富的政治与经济资源，这是应付经济动荡的基础。这一点明显地区别于俄国与东欧。目前乃至十五期间，依然是从上到下的党的领导体系及官员垂直领导体系，依托6千多万党员这支巨大的力量，中央的统一性团结性不会减弱，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更加渐进，很难再会发生89那样的政治风波。因此，中国的政治是稳定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支配的国有经济资源庞大。首先是国有土地资产总量有25万亿元，相当于2000年GDP 的近3倍，其次是国有资产总量近10万亿元，再次是关键的行业部门依旧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如5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占企业资产50%以上），金融业80%以上为中央金融控制（中央一级法人制度），保险业、证券业、通讯业、石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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