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结构的改善、实施反映股东价值取向的治理活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可以达到双方福利的同时增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降低了“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上市公司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根本改变，从而提高自身盈利能力；而同时，机构投资者也通过介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改善而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从而在弥补监控成本之余获得更多回报。我国引入QFII之后，国外机构投资者必将对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对我国企业改革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然，这些正面效应的显现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一方面将QFII看作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对QFII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估计，尤其是要加强监管力度，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QFII并不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救命稻草”，在引入QFII促进金融业开放的同时，我们应该加快金融业内部改革的步伐，尤其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改革，同时为国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和国内民营资本平等参与金融业竞争创造制度条件。 三、QFII制度的国际经验与资本市场风险控制
    新兴市场经济中，有许多国家在90年代以来开始实行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其中包括拉美的巴西等国，东亚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南亚国家印度等，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0年12月28日公布开放外国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台湾股市。应该说，QFII的引入，对于促进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对于东道国投资者投资理念的提升与改变、对于东道国资本市场游戏规则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与规范化、以及对于东道国金融人才的培育等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入QFII的经验表明，我们千万不要将QFII当作本国资本市场的“救命稻草”。这基于三个理由：第一，在引入QFII初期，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大量系统性风险，境外机构投资者会持观望犹疑姿态，因此所引入的QFII规模必然是有限的，对其作用不应作过高预期。第二，尽管大部分国家引入QFII之后引起相当规模的外资流入，从而对本国资本市场产生积极效应，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QFII进入初期由于各种市场因素的作用，QFII介入股票有可能产生不盈反亏的情形。1991年4月QFII正式进入台湾地区股市，但是QFII介入的股票跌幅超过投资者预期，可谓亏损惨重，截止到1993年10月进场外国资金累计亏损36%。但到1994年8月，由于基本面利好的刺激，外资概念的股票才恢复涨势，QFII平均获利率达到42.12%。第三，外国机构投资者的目标与东道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并非一致，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它们所关心的是满足资金来源国投资者的收益回报要求，这种强利益约束和利益驱动导致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国外机构投资者有可能利用东道国在资本市场监管和游戏规则方面的漏洞和缺陷进行投机性的投资行为，这些行为会对本国资本市场带来比较大的负面作用。
    但有些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持一种过分的担忧态度。他们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这种观点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无疑是非常片面的。新兴市场资本项目的开放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径选择、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化改革、自由化过程中的政府监管和宏观经济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径选择来讲，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之所以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出现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其激进式的自由化策略导致国内经济政策衔接不力。资本账户自由化必须遵循一定的次序，不能一蹴而就。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国内金融自由化、经常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不应一概而论。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资本项目本身的自由化应该是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长期证券投资，后短期证券投资；先放开资本流出，后放开资本流入。我国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南锥体国家中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但因其采取激进的自由化策略，导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匹配，从而屡次引发金融危机。
    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讲，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弊端，这些弊端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之一。东亚金融体制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金融体系的产业工具性质；广泛的信贷配给现象；不透明不明确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扭曲的银行——企业关系。这些特征增加了东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有人把东亚金融危机仅仅归结为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这是有失公允和全面的。
    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控制的角度来说，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需要严格的初始条件和国内宏观经济背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对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有重要意义，其中经常账户平衡性、产出增长率及其源泉、投资效率和投资方向、通货膨胀、外债规模及其构成、政治稳定性、财政平衡状况等，是最基本的宏观经济要素；对这些宏观变量的审慎控制和良好管理，会给金融部门的运作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保证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尽量降低金融风险。
    所以，那种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引发金融危机的观点是不全面的。QFII制度，是一种渐进的有控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策略，东道国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控制资本流入的规模、投资比例、资本在东道国停留时间等，对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等也有严格的要求。QFII制度是与审慎的渐进的金融自由化策略相匹配的。只要东道国掌握好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控制好相关的宏观经济变量，同时稳健进行金融机构改革，避免金融动荡是完全可能的。 参考文献
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证监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12月1日。
封文丽：《QFII：中国证券市场深度开放的制度选择》，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二期。
王群：《QFII制与中国证券市场》，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沈悦、王书伟、吕婧：《初次开放资本账户：国际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载《改革》，2003年第一期。
Giancarlo Corsetti, Paolo Pesenti & Nouriel Roubini (1998): “What Caused the Asian Currency and Financial Crisis? Part One: A Macroeconomic Overview”,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6833,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xwell J. Fry (1995): “Money, Interest, and Bank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Edi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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