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这些租金机会增加了银行特许权价值（bank franchise values），使得银行有进行审慎的投资以及监督企业经理人的内在激励，对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有重要作用。同时，东亚金融体制中所包含的金融约束战略作为东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创造东亚经济奇迹上显示出这种制度安排对于企业投资和银行部门融资行为的积极作用。经济落后国家假如单纯依赖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s），经济主体的低收入导致低储蓄率，低储蓄率导致资本市场薄弱，而资本市场的幼稚性不但不能支撑产业发展与经济起飞，而且容易引发投资风险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通过金融约束政策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virtuous cycles），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银行在动员储蓄中发挥巨大作用，金融约束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投资风险，这些因素又导致快速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较高的GDP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并吸引大量国外储蓄的流入，所有这些都刺激了金融体系中的资金的生产性投入。政府对银行的保护和对企业的保护降低了银行和企业的投资风险，增强了银行融资的激励和企业的投资意愿，而且在政府、企业和银行部门之间结成一种稳固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在执行产业政策中达成合作式的“利益共同体”行为模式。

    东亚金融体制在东亚国家实现经济赶超和经济起飞之后，其自身隐藏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经济起飞初期起到积极助力的金融约束政策逐渐向起阻力作用的金融抑制政策过渡。克鲁格曼发表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著名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深入讨论和激烈争辩，东亚式的金融体制以至于整个东亚发展模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更为学术界提供了反思东亚模式的机会。事实上，金融约束和金融抑制政策在实践层面上是很难区分的，政府在实施金融约束政策的时候，由于难以获得金融体系、企业部门和宏观经济的全部有效信息，因此很难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金融约束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几乎所有金融约束政策本身都蕴涵着银行体系和企业部门以及政府行为扭曲的风险。存贷款利率的限制在为银行和企业创造租金的同时，也隐藏着银行和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moral hazard），隐藏着银行和企业进行非理性的不审慎的投资的可能性，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出现的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大量投机行为，就是明显的例证。政府对信贷配置的直接干预往往基于政治以及战略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利润和经济的考虑，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是导致寻租行为和政府腐败的根源之一。银行部门在政府的过度保护下丧失了谨慎投资的动机，缺乏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的内在激励，同时扭曲的银行企业关系也使得银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管，这是日本所谓“主银行”制度（Main Bank Regime）所难以避免的结局。中央银行在东亚体制中成为政府的代理人，不能独立行使监管职能，而政府的监管行为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与监测手段，这助长了经济中的腐败现象和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东亚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东亚金融体制中所隐含的这些弊端和内在缺欠的总爆发。东亚金融体制在金融危机后的总趋势，是继续采取稳健的金融自由化策略，改革传统的银行部门，改善政府介入金融体系的方式，加强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塑造更加市场化和稳定化的金融新体制。尽管早有学者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东亚90年代频繁的金融体系危机之间存在着某些相关关系，但是就东亚而言，一方面诚然存在着金融自由化中的脆化现象，而另一方面，这些脆化现象又同传统的东亚金融体制有密切关联，只有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改革传统的金融控制政策，同时又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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