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方面则严重滞后，尽管在此方面社会公众并没有更多迫切的要求，但这是建立在以国家的信用为担保的前提下。因为众所周知，一旦某银行出现了倒闭、破产，国家不会坐视不管。而加入WTO后，央行监管必然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向以市场约束的方向转变，外资银行同样会倒逼监管当局要享受与中资银行同样的待遇，而一旦外资银行由于信息披露的不真实导致了其经营的亏损、倒闭，难道也要监管当局进行补偿吗？

（二）现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

　　以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为起点。我国银行监管走上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目前，已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为基础，各种银行监管规章制度相配套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简称“六法一决定”。但应该看到，现行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加入WTO后银行业对外开放，以及监管标准国际化趋势的需要。具体体现在：

　　（1）《中国人民银行法》解决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授权问题，但其规定过于原则。应针对现行法律中的薄弱环节，尽快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准则制度，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联合、兼并、重组的法律规范以及研究金融新业务中的法律制度（如电子商务在银行业上的运用等）。

　　（2）《担保法》规定抵押物只能是不动产，而国外担保抵押形式很多，包括：信贷资产、实物资产、或有资产（应收帐款）等。

　　（3）现行的处罚手段不适应风险监管需要。目前，中央银行对被监管对象的处罚手段包括：警告、罚款、赔偿损失、取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责令停业整顿、接管、吊销经营许可证和撤消等，其中，罚款是实际执行中运用得最多的强制性措施。由于法律规定的处罚限额偏低，相对商业银行违规所得来说，处罚金额无关轻重，因此，对处罚对象起不到预想的效果，使监管当局处于一个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4）银行监管法律涵盖范围窄，与综合监管趋势不相适应。国外发达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时，除对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监管外，也需对银行的母公司及其境外附属机构实施风险监管。我国现行监管法律只授权人民银行在市场准入审批时审查股东资格，无权对银行股东财务状况实施审查，也无义务对商业银行附属机构进行监管。

　　（三）监管的市场化、国际化步伐不适应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国内银行内控制度的日益完善，加之上市步伐的加快，银行演变趋势必然是逐渐成为产权制度明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商业银行。从目前国内现状看，首先，上市银行的监管主体呈多元化现象，若中央银行监管手段和方式市场化步伐依旧，将难以有效发挥其对上市银行的监管作用。其次，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逐步形成了各国监管当局普遍接受的监管原则和标准。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75年、1997年和1999年分别出台《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资本协议》，这些文件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各国银行监管的标准制定已经或正在产生广泛影响。我国即将加入WTO，该组织委员会文件——GATS及FSA协议中有关银行监管规则，如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透明度、最惠国待遇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目前我国监管的国际化水平较低，加入WTO后必将给监管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四、监管国际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新框架

　　（一）积极培育适应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新秩序的监管模式

　　对于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究竟适合哪种监管模式，目前在全球经济理论界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由于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商业化历史进程还较为短暂，金融业发展还处于相对稚嫩阶段，而往往欠发达国家央行行使商业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又较发达国家更为充分，一身兼二任，既扮演金融监管的角色，又执行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有助于在发展中规范商业银行的种种“不良”行为，尽量降低其在转型中的金融风险和机会成本，积累监管经验，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监管是基本适合当前国情的。但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延伸，世界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是大势所趋，银行监管相应也将发生转变。

　　综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其监管体制改革正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模式转变。美国自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合为一体，实施混业监管的策略；德国财政部所属的三个各自独立的金融监管部门（联邦贷款监督局、联邦保险监督局及联邦股票交易监督局）也合并成德国联邦金融市场监督局；日本大藏省也是单独列出一个专门机构从事对该国金融市场的综合监管。目前我国入世在即，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将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治已病易，治未病难”，因此建议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积极培育适应我国金融市场新秩序的监管模式。

　　（二）培育银行监管的微观基础，坚定监管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

　　我国有效的银行监管应强调监管成本最小化和监管效率最大化原则，减少监管当局的审批环节和高成本的检查活动，充分发挥银行和中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作用，明确银行信息披露责任和范围，建立健全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应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的银行监管经验、工具和手段，适应国际惯例，使监管工作和银行运行与国际接轨。同时，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联系，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重点后移，着力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银行体系安全

　　在金融监管日益严格的今天，金融机构通过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来逃避监管。在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动态博奕中，监管对象将削弱内部控制机制，加之我国社会信用意识薄弱，金融市场环境不佳，银行内控制度约束作用更加弱化。因此，监管当局应尽快实现银行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风险管理和建立退出机制转移，督促银行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保持资本充足，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科学评估金融创新的风险状况，控制金融创新风险，减少和消除银行风险的传染，确保银行体系安全。

　　（四）加强监管长期规划，实现持续性监管

　　我国即将加入WTO，随着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渠道将变得畅通，这对监管工作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将银行监管规划纳入我国“十五”规划当中，强化监管工作的持续性和预见性，对潜在的金融风险能做到防范于未然。

　　（五）完善监管法律法规，实行管、监分离，突出监督的重要地位

　　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突出监督重点。明确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商业银行应承担的市场风险，央行承担信用风险（即流动性风险）和法律风险（即法律赋予央行的救助职责）。细化《中央银行法》中的监管规则，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对诸如金融控股公司监管、B股外汇监管和上市银行监管等重大问题，应制定相应的监管法律法规，明确多个监管当局的权责，实现“三方”协作联动，消除监管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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