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出现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危及整个国民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已不只是经济问题，更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在农村信用社的现实运作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监管当局，甚至社员自身，都没有把“三会”真正当作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

　　首先，从现实风险化解看，由于人民银行的地市中心支行和县支行事实上具有“保一方金融平安”的职能，当前700多亿的对农信社再贷款也充分体现了其化解支付风险的力度和责任。既然存在责任，则相应介入治理结构的权力分配是是顺理成章的。其次，毕竟在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部门存在更具备金融知识的人员，其监管可以弥补社员的知识与信息缺陷，对内部人构成现实与潜在的威胁。最后，既然信用社主任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那么依靠“上级”进行行政上的控制是必然且必需的——联社取得事实上的管理权也顺理成章。这里还必须指出，一般，信用社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人民银行的监管存在地理分布上的难度；联社管理的引入可以简化管理环节：只要控制联社主任，相应的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

　　因此，为了填补治理结构层面的权力真空，作为替代性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实行了人民银行管理行业和业务监管、联社党委起领导作用的基本治理格局，国有制内核基本形成。

　　三、民营化与准国有制：改革倒退还是理性选择？

　　对当今农信系统外壳上推行合作制，内核实行国有制的矛盾作法所造成的负作用，确实在人们的思想上和具体的工作中影响非常大。农村金融的体制到底怎么安排，路径如何，我们在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构想。内容要点如下：

　　（一）远期战略：所有制的民营化

　　第一，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一定要走民营化的路线，并要尽快起程，迅速铺开民营农金企业的组建试点工作。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民营化仅仅是远景。在民营化上，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是由于资本天然会逐利，那么农村商业银行自身会有向城市商业银行演变或冷淡“三农”业务的内在倾向，政府对此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既要有政策上的限制，也要有政策上的支持。首先对农村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市场定位要有详细的硬性规定，甚至细到禁止、授权、义务都清清楚楚。其次，政府对农村商业银行要有必要的政策扶持，以平衡资本逐利的原动力。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商业银行的政策定位必须符合和促进、支持农村社会城市化进程，这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方面政策要“与时俱进”，提法上避免下面产生思想误区。新机构必须重新组建，不要在现有农信社的基础上剥离不良资产后进行改制。改制企业易患后遗症，弊大于利。

　　第二，一边放手培植、发展民营机构，一边对现存国有农信系统进行战略收缩，为民营机构腾出业务空间，若干年后，充满活力的民营农金组织充盈农村社会，现今农信社系统最后收缩蜕变为国有农金资产管理公司，其职责为管理计划经济时代和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不良资产，不再经营农村的商业银行的业务，同时可考虑让其具有部分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承担政策性义务。要保障顺利实现上述的农金体制改革安排，政府需要着重做好三件事：1）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金融监管队伍，保障央行具备足够的监管手段和监管能力，这点特别重要，事关改革的成败。2）大力提高农村社会的法制观念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改善农村社会的信用环境和执法机关的工作作风，便于金融企业的业务开展和运作。3）加强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对市场化条件下的商业银行（尤其是民营商业银行）及其业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思想观念中划清银行与政府的界线，根本上改变目前农民的意识中普遍将银行和政府扯在一起的状况，为政府从金融风险最终“买单者”的身份中脱离出来创造社会条件。

　　（二）近期：治理结构的准国有化

　　第一，在近期，对现存农信系统的体制安排放弃不切合实际的合作制大方向，回到正宗的国有制路线上来，正视股金存款化的现实，将信用社的产权重新界定为国有。结束形式上的合作制，事实上的国有制的矛盾状态，以便澄清思想认识，保持政令畅通，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不必要的人、财、物的消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金融业存在农村信用社独家垄断的情况下，实行准国有制是一种最优选择。其基本概念是，继续坚持农民的名义所有权，明确其集体所有制地位，引入并强化内部管理，把责任明晰化，一切以满足农民正常、合理信贷需求为出发点。依靠外部行政压力解决信用社主任的激励问题。

　　第二，考虑到三农的政策性特征，金融监管当局和财政当局必须考虑至少在近期实行扶植农村金融的“反向剪刀差”策略。必要的补贴和调拨是必要而迫切的。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纯收入的提高意味着真正内需扩张的起点，具有宏观经济效果，当局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第二，国家的职能之一是实行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集团的转移支付，即便该弱势集团不具备任何宏观经济贡献。这里的反向剪刀差是针对过去的补贴重工业的“重工轻农、重重轻轻”战略而言的。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低市场发育、农村信用社在金融领域的垄断性、准国有和反向剪刀差可以看作是一组相互默契的制度背景和制度安排。

　　综上，我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倒退，并不认为国有制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方向，而是认为在当前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的准国有化是一种合理、现实的选择。民营化是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民营资本从何而来是一个现实问题，远水不解近渴。改革应该是迂回的，特别是难度较大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步到位的可能性很低。我们提出的准国有化只是近期的现实抉择，一切设想的出发点是满足三农发展。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于不断否定自身和螺旋上升，毕竟，随着农村信贷出现实质性起色，民间资本必然随之壮大，那才是真正进行农村金融所有制改革的现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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