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基本的步骤就是：在当前，继续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利用资本市场的开放吸引外资，通过外资的流入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中的市场因素，直至建立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上从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出发，探讨了中国继续维持一种联系汇率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对这种汇率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安排以及与资本市场开放的配合问题进行了探讨。联系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发达国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上面的观点。对于那些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发达国家来说，所实行的都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它们主动管理或影响汇率的力度往往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增长势头较好时，对汇率实施的主动管理或影响较小；在经济低迷时，特别是在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任务时，对汇率进行管理的力度就会较大。折射到中国的情况，也可以支持前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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