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充当国际储备的权利，只能听任各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沉浮，至多只能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以减少可能的损失。

　　由于美元充当了世界货币，美国可以不受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即不必担心外部平衡问题，全力治理内部平衡。它可以实施货币政策来调控国内经济，这既是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原因，也是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结果。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当美国通过货币紧缩政策克服国内通货膨胀时，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相应升值，造成国际收支赤字；相反，美国实施扩张性政策时，美元贬值，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跟着贬值，贸易盈余转化为超额的货币供给，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

　　解决方案

　　首先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人类经济合作秩序扩展到国际范围以后，将长期面临着诸多无法回避而又难以克服的深层矛盾，只要国际秩序的终极单位（ultimateunit）是民族国家，就无法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令人满意的方案。”进一步讲，只要国际货币由经济及政治强国的货币来充当，世界中央银行和真正的国际货币不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政治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通过“特里芬困境”表现出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就会直面现实，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根据主观的蓝图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宏伟计划的设想。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困境面前束手无策，在了解了问题的存在以及根源以后，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寻求一些“次优”的解决方案。

　　1.资本账户开放顺序与速度的慎重推进

　　先考虑一个极端的情况：一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这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少见），那么，该国既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享受贸易和投资稳定的好处，又可以拥有自主的货币政策，随时治理国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其代价是不能充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不能充分享受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资源最优配置的好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已不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开放速度和顺序上采取什么态度和控制方法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政治、经济双重目的，发达国家急于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市场体系并且“成果显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银行总结了当时的国际金融形势：“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迅速整合为单一的全球化市场，发展中国家尽管各自起点和速度有所差异，但无一例外地被融入这一全球化进程。”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以后，资本流入固然可以带来不少好处，但其易变性所招致的巨大杀伤力也是难以克服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机制并不健全，政府管理宏观经济和确保金融稳定运行的经验也相当有限，因而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拥有资本账户开放所必须具备的各项前提条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行事，势必加大开放的风险，并可能最终导致失败。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渐进型开放模式无疑更具现实可能性。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发达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几乎无一不是采取渐进型模式，如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即开始放松资本管制，但几乎都迟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完全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几乎整整花了30年。此外，不少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自身历程也表明，渐进型模式要比激进型模式更容易取得成功。例如智利所采取的开放战略及各种具体的自由化措施赢得了不少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赞扬。

　　2.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前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货币完全自由兑换，有的仅承诺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仍然实行着外汇管制。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汇率问题上还存在很多政策参数，这些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汇市场的需求，从而影响着汇率的决定。因此，更精确地讲，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是在政策参数控制下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使汇率在货币当局确定的区间内变动，才有利于消除短期因素的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当区间的汇率波动无法消除短期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时，中央银行可以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以达到稳定汇率的目标。

　　另外，作为一种尝试，实行汇率目标区也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安排的一种选择，汇率目标区制度充分体现了货币及储备稳定与汇率稳定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当汇率在目标区小幅波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或少进行干预，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当汇率波动幅度加大，超出目标区时，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货币稳定目标，入场干预，将汇率波动限制在预定范围内，从而使汇率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移动。

　　3.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后的“货币联盟”

　　分析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解决方案，不能不考虑全球汇率制度安排的演进方向。在充分领会最适度货币区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对21世纪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的演进方向姑且做如下的粗略猜测：未来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的总体格局将是以美元、欧元、“亚元”为核心，各关键货币之间相互浮动，其他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加入某一货币区，形成货币联盟，货币区内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参与货币联盟的方式具有多种可能性，“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多重货币联盟（Multi—pie—Currency Monetary Union）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三种形式。”单一货币联盟具有透明性、节省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优势，但对于政治经济情况迥异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还是一种奢望。多重货币联盟可以视为向单一货币联盟发展的中间阶段，主导货币区域化则是指类似美元等国别货币通过法律形式逐渐取得区域货币的地位。目前，已经有部分发展中国家以货币局制度和实行美元化制度的方式在参与货币联盟。其中，对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考察其参与货币联盟的方式，美元化倾向非常明显。而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而盲，其参与货币联盟的方式可能首先采取多种货币联盟的方式，并向单一“亚元”发展。虽然与欧洲货币联盟和美洲美元化趋势相比，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货币联盟困难重重，但亚洲单一货币区并非无望，其演进可能是从次区域范畴开始，以日元国际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为阶段性成果进行扩展。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金融全球化阶段，即在不同区域之间开展货币合作的阶段，人类合作秩序将遇到持久的障碍——“文明的冲突”。虽然从理论上讲，主权国家必须探索包括货币合作在内的宏观政策的全球优化配置，彻底的货币自主权仅是一种昂贵的理念，但是，“要在不同宗教文化群体之间建立合作所必须的信任，其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讲，对拥有不同肤色、分属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并且政治经济体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货币合作的道路显然将充满艰辛。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