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总结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网络版,何畏 等译校。 上一页 [1] [2] [3]
Ta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