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的糧食作物，在水利尚未普及前，漢族曾經大量栽種，這從台灣文獻中經常出現的「芋埔」、「芋原」、「芋山」、「芋仔寮」等地名可資證明。陳寅恪喜歡「以詩證史」，筆者且師法前輩學者，以詩證明上述論斷吧。

孫元衡《赤嵌集》加溜社詩：
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時。
孫元衡，字湘南，桐城人，拔貢。康熙四十二年任台灣府同知，所作《赤嵌集》深為詩壇祭酒王士禎欣賞。這首詩告訴我們，康熙年間嘉義一帶的平埔族（加溜社在諸羅）有些已能說漢語，以種植芋頭為生。

施士洁《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詩鈔卷補編‧古今體詩‧疊前韻》：
怪底潭名劍，尋幽興倍騰。水光圓似缽，山意古於僧。芋熟連阡脊，楠肥沒屋棱。畫圖一披玩，邱壑寸心澄。
施士洁，字澐舫，台南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性曠達，不喜仕進，割讓後內渡。作者前作《為王純卿司馬題劍潭夜光圖》，疊前韻而有此詩。「芋熟連阡脊」，道盡當時台北劍潭一帶芋頭阡陌縱橫的情景。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正文‧自少時至辛亥(咸豐元年)》雙溪曉行：
宛轉雙溪路，蘢蔥芋粟紛；深坑巢亂石，遠樹泊輕雲。屋盡穿巖搆，泉多截竹分。嘯猿聲不斷，每向靜中聞。
林占梅，淡水竹塹（今新竹）人，貢生。《潛園琴餘草簡編》收咸豐元年至同治六年作品。這首詩敘述道咸年間雙溪情景。田野所種芋頭和粟（小米），正是原住民的重要糧食作物！

楊浚《嚴懷谷司馬同年成儀招飲賦贈》：
長沙光祿稱吾師，貢登玉室羅瑰奇；……側聞途民鼓腹歌，萬家都飽芋田飯！
楊浚，台灣同治年間舉人，生平事蹟不詳。這首詩收於《台灣詩鈔》卷四。「萬家都飽芋田飯」，說明當時人們以芋頭充當主食。

張景祈《台疆雜感》：
奧府由來擅海王，不因地力盡農桑；接天瘴雨桄榔暗，繞郭鱗塍薯芋香。
張景祈，浙江錢塘人。光緒間淡水縣縣官。所作《台疆雜感》收於《台灣詩鈔》卷六。詩中的台灣農村，遍植檳榔，家屋附近種番薯、芋頭，和現今不是一個樣子。
芋頭文化的殘跡

在清代文獻中，「芋」也經常作為人名，如「莊芋」、「周芋根」、「許芋娘」、「廖芋頭」等等，上網查閱中研院漢籍文獻「台灣方志」和「台灣文獻」，可以查到一長串。以「芋」作為人名，除了常吃、常見，也可能和宗教或禮俗有關。

當平埔族融入漢族時，他們的文化不可能完全泯滅。以漢化最輕的雅美族為例，至今仍然以芋頭作為主要糧食作物。根據雅美族人董媽女的《芋頭的禮讚》，雅美族舉行各種儀式時，都會吟唱芋頭讚歌。雅美族的例子，或許透露著某些早已湮滅的訊息。

清代時，台灣某些習俗和芋頭有關。如七夕時互以黃豆（加糖煮熟）、龍眼、芋頭相贈。迎娶時，女方以香蕉、鳳梨、芋頭、柑橘等贈送男方。後一項習俗維持到今天。原住民有關芋頭的宗教和禮俗，可能經由通婚影響到漢族，因而衍生出一些特殊的人文現象。

康熙廿三年，諸羅設縣，首任知縣季麟光（江南無錫人，康熙十五年進士）在台一年，所著《台灣雜記》，有一則關於神芋的記載：
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山最高，人不能上。月夜望之，則玉色璘璘。其上有芋一棵，根盤樹間，葉已成林。有鳥巢其上，羽毛五色，大於鸛鶴，土人俱指為鳳。

玉山是台灣第一高峰，被附近土著視為神山。神山、神芋和漢族的神鳥鳳凰，這則康熙年間的傳說，不難看出原住民與漢族交融的痕跡。


餘話──芋仔和蕃薯

在台灣，本省人自稱蕃薯，把外省人稱作芋仔，此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台灣島的外形像番薯，所以自稱番薯。那麼中國大陸呢？不管包含不包含外蒙，怎麼看都不像芋頭啊！

直到有一天，和友人楊龢之先生閒聊，才算弄清楚這個疑惑已久的問題。楊先生精研南明史和台灣史，他說：明鄭覆亡後，台灣的漢人把大陸來台人士──不論是滿人還是漢人，一律稱為「胡仔」（胡人）。閩南語「胡」和「芋」同音，後來以訛傳訛，「胡仔」就變成「芋仔」了！

至於本省人自稱番薯，必定是「胡仔」訛傳成「芋仔」以後的事。為了和「芋仔」相區別，就把自己叫做「番薯」吧。殊不知，番薯是外來作物，芋頭才是固有的呢！

楊先生說：林衡道的著作早就提到，早期台灣人稱豬為「胡仔」，稱狗為「覺羅」（愛新覺羅），藉著豬、狗，暗罵大陸來的「胡人」。楊先生小時候家住南部（雲林），就親耳聽過有人把豬叫做「芋仔」（胡仔），只是人們早已不知其意義了。

光復後，將豬稱為「芋仔」的說法有了新的意涵。既然大陸人稱為「芋仔」，豬也稱為「芋仔」，根據三段論法，大陸人豈不等同於豬！這大概就是「中國豬」一詞的語源吧？如果志在光復大業的先祖們地下有知，聽到這個光復後的新生詞彙不知作何感想！



參考文獻
1. 瞿海良《台灣原住民的飲食世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
2. 阮昌銳《台灣的原住民》，台灣省立博物館，1996年。
3. 陳奇祿《台灣土著文化研究》第十章《東南亞的主食區和主食層──兼論台灣土著諸族農作物的來源》，聯經出板事業公司，1992年。
4. 董媽女《芋頭的禮讚》，稻香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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