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第二，从农业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方面看，无论在乡村工业起步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后来的持续发展阶段，制度创新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然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回溯历史，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在乡村工业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制度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以农民为行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这种学者们称之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新，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奇迹般地促进了农业产量和农村剩余的增长，据有关专家根据生产函数估计，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2.23%，其中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家庭经营体制这种制度创新使农民成了可以直接支配农业剩余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资金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效益更好的非农产业中去。而且政府的富民政策减少了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的提取量，使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留在了农民手中，加大了农民对非农产业投资选择的现实性。另一个因素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调整，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较大的幅度提高了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79年开始，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高达24.8%；并对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了议价收购的范围。提高了猪、牛、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牛奶等8类副食品及有关制品的销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约30%。据专家测算，农产品提价对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为15.96%。显然，仅上述两项制度改革就为农业生产带来了60%以上的增长。在乡村工业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对非正式金融市场借贷的默认，对乡村企业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越来越开放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村企业的融资方面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三，从短缺经济提供市场机会的因素看，各项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是市场机制逐步得以实现的根本性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业部门的原材料供应、资金贷款和产品销售渠道都是由国家计划控制的，农村企业从中获得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或产品市场是不可能的。同时人民公社体制剥夺了农民退出农业经营从事非农产业的自由。尽管物资极其匮乏，供给严重短缺，但原有的制度框架不可能将这种需求与乡村企业的供给衔接起来。1979—1984年间的改革初期，国家首先放宽了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限制，1979年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可以逐步由社队企业来加工，城市工厂则应有计划地把一部分宜于农村加工的产品和零部件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和设备支援。在农村政策松动的同时，城市中的企业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下逐渐有了一些对其超过生产计划部分产品的支配权，从而使得一部分生产要素从计划的缝隙流入市场并最终进入农村的社队企业。城市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以后，也使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流入城市企业成为可能，从而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价格双轨制度的实行，使乡村企业可以在市场买到生产资料，并打入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尽管双轨制价格导致了寻租行为的盛行，但这一体制扩大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成为乡村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桥梁。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废除了人民公社而建立乡镇一级政府后，财政性的地方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面临维持自身运转的压力，从而使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热衷于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取得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帮助乡村企业取得贷款、开拓销售渠道、提供廉价土地、给予税收优惠等方式实际上直接介入了推动乡村工业发展的活动。回顾乡村工业发展近20多年的历史，1984年和1992年是两次高峰期的起点，而这两个年份都对应着重要的制度变迁和改革措施，1984年是人民公社制度被废止同时城市改革启动，而1992年是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结束了连续三年对乡村企业的压制，显然，乡村企业发展的浪潮与改革和政策变化在时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制度变迁是乡村企业发展获得市场机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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