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 第六,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在建国以后的30年,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大同思想和平等观念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色彩,并严重削弱了社会活力,但是,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具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前述思想和观念经过扬弃,逐渐转换成一种强调个体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维权意识迅速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村的封闭状况开始大幅度改观,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以往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上农民低城市人一等的现象正在消失。如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当中。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平均期望值也在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难以容忍过大的贫富差距,更难以认同由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身份序列结构。所以,过大的贫富差距只能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招致民众层面的广泛抵触。 总之,如果将上述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对于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严重性的轻视或掩饰,将会妨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理念的实现,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健康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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