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造成的。这使我们非得回到关于收入和需求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再来仔细看看：（1）对短缺问题究竟应遣责”没生产出东西却发钱“，还是应遣责”发了钱怎么没生产出东西“；（2）宏观经济学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以及（3）在解释”短缺“的问题上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1．”为什么没生产出东西却发钱“还是”为什么发了钱却没生产出东西“？
如果收入与产出价值相等，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超额需求“。再进一步，如果只有”生产出的东西“构成人们的”真实收入“，即使在一个货币经济中，只要名义收入与真实收入相等，也就不会有什么”过度需求“。这一基本原理应该先确定下来。现在我们就按胡文的思路，假定存在一个”事先确定名义收入“①的经济。那么如何”事先确定“呢？合理的方式显然就是根据对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包括经济效率等等的”预期“来确定－－既然是”事前“，一定有预期。比如工资收入，不仅我们是事先确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也实行”工资合同制“，在劳动行为发生之前就确定工资率。如果对劳动效率的预期是正确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相一致，也就自然会有名义收入与真实收入相等和供求相等。而如果出现了”超分配“和供求不等，显然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怎样事先确定工资率？怎么对劳动产出进行”预期“？如果供求不等是因预期的劳动效率高于实际发生的劳动效率造成的，那么首先要问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没有预期到、认识到现实当中存在着”普遍的效率低下“？有人或许要说，在我们的经济中工资根本不是根据对劳动生产率的预期确定的，而是根据其他因素确定的，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体制下工资按这样一种方式确定？一定的分配规则总与一定的效率水平相联系，不管其是高还是低，为什么不能按照那一定的低下的劳动效率水平来发工资？这可以简单地说是”预期错误“的问题，但若在一定体制下人们有规则地不断地犯同样的”预期错误“，便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同样，如果是”明知故犯“，即明知道一定分配规则下劳动者总是会追求最大程度的”偷闲“，却不得不还是发那么多的工资，那就更是体制的问题－－是体制决定着”没有生产出东西也要发？quot；，而不是相反：“只有干活才发钱”。如果说“不干活也得发钱”还可算作先定下货币工资，然后由于效率低下没有足量的产出导致“供给不足型短缺”的话，那么，现实中更常见的现象“不干活也得涨工资”就更是属于“收入超分配”了。不发些基本的钱不能“生存”，但为什么还要涨工资、增发奖金，又怎么能够涨工资、加奖金？这显然不能用“无效率”来解释，而只能用国民收入货币增广或“超分配”机制来解释，用名义货币收入与实际真实生产供给的脱离来解释。严格说来，劳动工资这个例子还有点特殊，因为工资的确有一个“下限”－－至少得保证生存。即使我们只发“生存工？quot；，若仍然是”不得解雇“和”干好干坏一个样“，理论上说人们照样还是会追求那个”角上解“，即劳动努力程度为零②，还是会出现”由供给不足“造成的短缺。现在我们来看普遍认为在传统体制下造成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即”投资膨胀“。从根本上说，人们只能用生产出来的投资物品进行投资，因此，如果人们的投资支出不超过其”预算约束“，就自然不会造成投资需求过度（”瓦尔拉斯定律“的基本论证方式就是”支出不超出预算约束“）。无论资本的效率如何低，无论人们怎么因为资本效率低而想要有更多的资本，如果投资资金的”盘子“是根据对能生产出多少投资物品的预期制定的③，就不会出现”投资过度需求“。如果说我们在工资的问题上还能问”不得不发了这么多（生存）工资，怎么没生产出与之相符的（生存）物品“，那么在投资需求的问题上，我们却只能问：本来不可能生产出那么多投资物品，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投资计划，投放那么多的投资资金？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胡文所引用的卡莱斯基模型。胡文用这一模型来论证短缺的”供给决定论“，颇令人费解。这一模型以及任何一种这类”增长模型“，通常有以下两种”用法“：一是研究增长途径问题，即探讨可以通过提高哪些自变量值，如n（劳动力就业增长率）、m（劳动生产率增长率）、k（投资率）、i（增量资本产出比）和u（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数）等等，使因变量g（增长率）有所提高。第二种用法是用于计划制定问题，即研究在一定客观条件（包括体制条件）下，当n、m、i、k等取值为一定时，计划增长率应订得多高？而无论在哪种用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增长率g总是因变量，而其他几项总是自变量（有的则被假定为常量即当作给定的前提，如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而胡文的作法恰恰相反，把g设为给定的前提。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他给定g，指出资本效率越低，对资本需求量越大。这个逻辑虽然不错，但我们却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明知资本效率低，明知效率低下抑制增长，为什么要订那么高的增长率，从而提出那么高的对投资的需求？效率越高自然可以有较高的增长率，但效率高低受一定的体制制约，体制不变，效率提不高，意味着只能有较低的增长率，在订计划时，就应该订较低的增长率目标，为什么还要订那种不现实的增长目标？由此产生？quot；短缺”，不正是应该归罪于那个“给定的增长率”么？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模型中的各个变量中，只有“目标增长率”这一变量是“人为”制定的，而其他都是多少由各种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我们怎么能恰恰把“目标增长率”当作宏观经济问题的给定前提来对待？值得一提的是，卡莱斯基自己实际上也用这一模型来解释“投资膨胀”及短缺现象，而他的结论也恰恰是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增长计划订得过高，当经济体系的实际增长结构（即那些“自变量”）不能支持某种高增长计划时，就会发生供给的短缺，而选择合理的、适度的计划增长率，便是他所认为的避免短缺的措施，他的“增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如何选择“适度增长目标”服务的①。这一点使我对胡文选择此模型来支持自己的供给决定论，特别是支持“总需求为一定”（在这里即“计划增长率一定”）这一假定，更为费解。2．宏观经济分析中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
上面的分析已使我们逐步涉及到了总供给（我们这里主要指“潜在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差异问题。二者在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上具有共同性，即二者的取值都是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关联的。经济潜在总供给是由一定体制下所能达到的效率水平决定的，而总需求在许多情况下也是由一定体制下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决定的。但是二者也存在差异：潜在总供给更体现着经济面临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因此，它是一个真实变量（本身在计算上也是由实际产出加总构成的）；而总需求，在一个货币经济或信用经济中，则更受“主观性”的影响，它是一个与纸币发行量或信用扩张程度相关联的“名义变量”，并可由“预期”、“计划”等主观因素所决定。因此，在选择理论分析的前提假定时，我们首先要思考选择什么样的变量为不变的假定。是选择“客观变量”即不可由人的主观意志随意改变的客观条件为不变前提，还是选择多少可“人为选取”的变量为前提？显然，我们只能选取客观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假定。不仅如此，在设定理论前提时，我们还要看看理论任务究竟是什么。宏观经济分析的根本任务有别于微观理论和增长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人们的主观“预期”、“计划”和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导致名义变量的总量与结构脱离了各种客观经济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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