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统治（即用暴力建立的统治） 的地方去讨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所谓契约华工（即“猪籽”）和自由华工。 但就是这种充满风险和痛苦的移民方式，也由后来的“排华法案”给阻止了。所以， 没有武力或暴力的支持，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实是行不通的。

然而，现在人们似乎忘了“现代”所包含的负面内容，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现代” 比“传统”或“前现代”好，“现代人”更文明了。例如，王蒙先生在看完《三国 演义》的电视剧后，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题为“《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的文章，抨击三国时代人的血腥和野蛮。一时赞成者颇为踊跃。不赞成者也不过说 几句传统的好话。但是大家似乎都忘了，正是在所谓的“现代”，人类互相残杀的 技术才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人类之间的战争才会达到史无前例的惨烈。仅在本世纪， 就爆发了两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其中第二次，仅仅在五十年前才结束。数千万 人死于那场战争。我们在“野蛮”的前现代（如三国时期）看得到这样的现代化“ 业绩”吗？

由此，我不知道到底“现代人是文明的”之说从何而来。如果他们比前现代人杀人 杀得还要多，是不是他们杀人的方式“文明”呢？我们知道，现代武器的一个重要 改进，就是可以实现准确的远程射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杀人可以不溅一 身血。这对杀人产生什么影响吗？这就是使杀人者可以较少地受到所谓良心的谴责， 从而可以杀更多的人。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的距离越长，杀人的操作越简单，杀人 者的道德障碍就越小。在一个极端的情形下，一个人可以象玩游戏机一样按一下键 盘，在地球的另一端就可能有数百万人死去。他所承受的道德谴责不会高于他用匕 首杀掉一个他身边的人。也就是说，现代武器的改进不仅提高了杀人效率，而且给 杀人者提供了某种道德解脱。我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人比前现代人更“文 明”吗？显然不能。

五、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的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观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天演论》在 中国遭受屈辱之时传入中国，又使这种历史观在中国广为流传。日本村山内阁的文 相公然说，日本不过是战败了而已，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因为优胜劣败嘛。充满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观对吗？我在“什么是文明”一文中作了否定的回答。在近 些年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博弈论的研究异军突起。在经济学中经常引用的一个博弈 论模型被称为“囚徒悖论”。用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其中一 个、但较少有人注意的结论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的。我最早看到的有关文献， 是刊登在一本名叫《经济行为与组织》的经济学先锋杂志（８９年的一期）中的一 篇文章，题目叫作“利润最大化者是最好的幸存者吗？”（Are profit- maximisers best survivors?）作者讨论的是在一个只有两个企业（或称双寡头垄 断）的市场中，对这两个企业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好手段是它们合谋共同控 制产量，使价格抬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但如果只有一个企业控制产量，而另一个 不控制，这另一个就会既获得由前一个企业控制产量所带来的价格上涨的好处，又 可以获得增加产量的好处。尽管后者没有获得若两个企业结成卡特尔所能达到的利 润水平，但它的利润却比它的竞争对手要高。由于这两企业是竞争关系，那个主动 控制产量的企业就会因好处外流而倒闭。作者总结说，“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 的王国里，弗里德曼的假说（即经济的自然选择可以淘汰非利润最大化者－－－引 者注）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当存在市场强力(market power)时， 就会有‘恶意’行为的可能性：一个企业可能会放弃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降低自 己的利润甚至生存的机会，但只要它的竞争对手的利润降得更低，这个‘恶意’的 企业就更可能生存下来。”(M.E. Schaffer, 1989) 换句话说，竞争可以有另一套 逻辑：不是努力改进自己，而是努力损害别人，只要使自己的对手处于相对劣势， 即使这样做会使自己的绝对福利降低。这一结论很容易被扩展应用于社会的其它领 域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中，符合完全竞争条件的场合就更少了，并且我 们并不能保证竞争手段是和平的。这使得“恶意”行为有着生长的土壤。一个最为 通俗的例子是有关信用的。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中，信用程度越高，效率越高。 但如果出现一个骗子，他就比别人更成功。我们不能说，骗子策略所代表的文化优 于守信用者的文化。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恶意”。而谈到‘恶意’行为， 最极端的莫过于向他人施加暴力。在一个崇尚和平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手持利器 并且一身功夫*，他将会所向无敌。实际上，暴力不仅以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形式在 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而且以更高级的形式主导着世界秩序。这种现象说明，存在 着某种因素，使得人们不能遵循多次博弈的规则，从相互的“恶意”行为走向合作。 这一因素就是将人类智慧用于对“恶意”行为的效率的改进上，其极端的形式，就 是改进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当有一方在改进“恶意”行为上有所突破，它就可以 打破现有的“恶意”行为均衡，获得相对于对方的优势。由于这种前景的诱惑，人 们较少地去考虑与对方妥协，而是继续沿着加深“恶意”的道路前进。这其实就是 近代史的道路：人类从大刀长矛的时代迅速地走进了核时代。不仅如此，当不同的 文明相遇时，含有“恶意”的规则会相对于不含有“恶意”的规则处于支配地位。 设想一个守信用的社会，一个骗子的社会。当这两个社会相遇时，后者的规则会占 优势地位。同理可以说明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和一个爱好战争的社会相遇后的结果。 因此，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下，胜利者未必是优秀者。
这种较有“恶意”的行为、较为低级的文化却更占优势的逻辑，使我有点怀疑直线 式的进步历史观。我们过去一直说，如果你失败，是因为你不够好；而现在我们看 到的却是，如果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太好了。文明其实就处于这种悖论之中，它是 非常的脆弱的。不幸的是，近代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了人们对文明的评判。在 中国，出现了对其传统文化的信任危机。一方面，一些仍坚持中华文化是优秀文化 的人，对其衰落痛心疾首，却对“好的文化为什么会失败”百思不得其解；另一方 面，批判传统文化的人则把“胜利的”文化和“优秀的”文化等同起来，把所有导 致中国军事失败的因素都斥之为“落后”。例如鲁迅批评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没 想到将其用于枪弹炮弹的制造；顾准指责中国人不好斗，缺少宗教狂热，打仗都打 不象样子，等等。其实，导致军事失败的因素除了科学技术不发达，财政金融制度 缺乏效率，以及缺少相应政治制度支持外，主要应归咎于中华文化缺少“恶意”。 把火药用于制造武器，好斗，和宗教狂热都是“恶意”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 方文化在全世界取得优势，和西方人的军事胜利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军事胜利，又 和他们的文化中多少含有“恶意”密切相关。同理，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救亡图存， 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和“西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增加“恶意”，是摆脱采取 “恶意”行为的羞耻感。这没有错。但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认为我们这样作是在人 类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了。在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进行批评时，我们要区别两种不同的 批评。一种是在绝对道德意义上的批评；一种是对其导致军事失败的特性的批评。 而后者，往往是降低道德水准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救中国，却救不了世界。因 为这是以降低全球福利为代价的。“恶意”会使抱有恶意的民族或文明更易生存， 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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