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化”，不是边际分析中经过精确计量的极值,而只具有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多”的普通含义。
    社会分工导致商品交换，商品交换产“个人利得最大化”，以上只是理论上的推演。在实证的方面，也可以找出许多的经验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不少关于原始群落的人类学著作中，都有商品交换未发生时，原始人类对财物的漠视、慷慨、无私的记载，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个人追求利得最大化这一历史趋势。但是,商品交换一旦发生,“个人利得最大化”便成为一必然的趋势,这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例子举目皆是,不需要一一列举。这里只须举三个过渡性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例证1：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原始农业己经存在，但是地广人稀，自然食物丰饶，基本上没有商品交换；人们衣食不愁，懒散闲适，不必艰苦的劳作，也不积攒财富，没有贫富的分化。③如果要作进一步的诠释,或更直白地说,由于没有商品交换,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人们并不积累财富,更不存在“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追求。
    例证2：作为近代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亚当．斯密这样描述：“在既无国外贸易又无精良制造业的农村，一个大地主，对维持耕作者所剩余的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既无物可以交换，就无所谓地把它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这剩余部分，如足够养活一百人，他就用以养活一百人，如足够养活一千人，他即用以养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实无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门客。他们依赖他的给养，既无任何等价物为报酬，就服从他，象兵士服从国王一样。在欧洲工商业尚未扩张之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领主，其待客的阔绰，都超过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斯密,1972：第372页〕这里，斯密无意中说出，当工商业尚不发达时，人们认为剩余物品是多余的、无用的，因之而任意挥霍。随后他又写到，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货币的重要性，日愈追逐个人消费的多样性或无限性，个人利得最大化显成一必然的趋势。
    例证3：当代作家贾平凹在他的《商州纪事》中曾经谈到，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对商品交换的限制，他去到山区农民家，乡里人会非常热情慷慨地把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出来招待客人；改革开放以后，当他再次来到山区农民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民们虽然仍十分热情，但却不再倾其所有地款待客人,而是将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去交换。
    以上三个例证,从时间限度上讲,分别是古代、近代和现代,从观察者的身份而言,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经济学家,一个是文学家,因而很具有代表性。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三个例证的大环境中,已经存在商品交换,但即使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那些相对封闭、较少接触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发生较为迟缓的地区，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态度相对也是超然的。反之,一旦接触商品交换并且这种交换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对物质财富的超然态度将会被对货币财富的关注、追逐和贪婪所取代。       
 
    个人利得最大化，已经成了经济学中的金科玉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心脏或发动机，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但是，有以下几点是必须谨记的，第一，个人利得最大化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分工及商品交换所孕育，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第二，个人利得最大化既可以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巨大社会功效，同时又是诸多社会灾难的罪魁祸首。第三，个人利得最大化仅是主宰整个经济运行的一维，不是全部，它必须与其它基本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解释市场经济。 注释：
    ①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与司马迁都明确地谈到人们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普遍性,同时还指出这种自利的追逐,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
    ②边际效用论以边际效用递减来说明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对于最初的物物交换来说,是过于理性化了；而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作为商品的生产者或供给者,并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一说,因此,用边际效用递减来说明交换,其包容性不够。
    ③司马迁写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duo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zi 窳偷生,无积累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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