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由思维差异而引致的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在思维上，表达方式含蓄、抽象且跳跃；而西方人表达方式直率、具体且连续（logistic）；中国文化更侧重于对人文文化的挖掘，而西方文化相对侧重于理性、大自然规律的挖掘。故中华文明更体现为人性文明，西方文明更体现为物性文明。 
关于文明的分类与差异，顾准曾经把世界文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陆性文明，二是海洋性文明；大陆文明下的政治构架都表现为人身依附性很强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海洋性文明下的政治构架大都表现为相对比较活跃的梯子型的结构。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主要是海洋性文明下的人们经常要通过渡海而迁徙或经商，而在大海之中，任何人必须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重新达成协议以共渡大海。而大陆性文明之下的文明主要通过地产的控制与配置来维护政治构架的。从而大陆性文明表现为人身依附型，而海洋性文明表现为相互依存型。如此，法律的制订、诠释和贯彻的主体都是不一样的，故而法律强制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贯彻的好坏程度也就不一样了。据此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历史以来都表现为一种委托代理制度一般，海洋性文明下的政治制度更象一个股份公司，大伙都持有股权的，故人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就有可能达到整体的最大化；而我们向来的政治体制下的人，都是希冀不干活又希望能多分一点蛋糕的人。故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监管与反监管越演越烈，随着监管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重新洗牌。故我们历史上的政治体制看似集体主义（皇帝是这个集体的最高代表人），但实际上个个都打着集体的旗号各行其是，中饱私囊。所以可谓：名谓集体，实为私人。而海洋性文明政治制度下的人，虽看似追求个人主义，实则每个人都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把蛋糕做大，也同时更好地划好他们所集体乘坐的这一条船，所以从这方面讲：既为个人，也为集体。
关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我们仔细比较后发现：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始发于宋末年间。人口的快速增加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承载力的大小，二是人口需求愿望的提升。人口快速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所能承载的人口水平比较高，相当于其他国家而言。另一方面，人口需求愿望的提升反映了中国人对力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还停留在早期判断标准上。这种思想同样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引致的，因为在自给自足经济体系里，人们所需求的东西都来源于家族内部的供给，故而看不到分工与协作的必要性与先进性。从而人们对力量的判断便主要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由于政府对其他产业的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土地占有细化，精耕细作进一步深化，从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得以进一步巩固。周而复始，便形成了一个从人口增加到小农经济体系深化，再到人口进一步增加这样一个不利于大生产的恶性循环。但是，西方世界却走的另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方面，商贸往来的增加使得他们日益认识到分工和协作的益处与必要性，从而他们对力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分工和协作的好坏；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类似中国的限制商贸的政策，从而技术革命和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方式革命使得分工和协作进一步深化，进而促进了商贸往来，最终形成了统一世界工厂和市场。
关于人的欲望，东方文明表现为内敛型，而西方文明表现为外张型。中华文明向来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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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克己复礼”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等思想影响下，一直强调对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省和对外在物欲的克制；而西方世界在不断深化的分工和不断促进的贸易往来的交往中，越来越重视对物质世界的征服和对物质的占有。从而相对而言，东方世界的精神文明更为发达，而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更为发达。
总之，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既有很多相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之处。继承自己文明精华之处，同时适当地吸收西方文明的可贵之处，是一个摆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个紧迫且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好了，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真正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关系到我们国家是否真正能长久地繁荣昌盛，关系到我们党、我们人民是否真正能处于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潮流的前列而不是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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