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过高和转型改革处于政府主导的特定阶段，在公有经济中直接委托人无法直接参与公有资产的决策，而必须由国家作为间接委托人履行委托人职责，这导致公有经济委托代理层的复杂化和高成本。私有经济中由于委托人直接对应的财产主体是自然人，且一般非公有经济范围较小，因此其代理合约更为简化，这是导致非公有经济交易成本低的直接原因，但这并不必然支持非公有经济效率高的结论。由于企业组织规模和代理层级的复杂化，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同样都面临代理成本，搭便车问题和经理人的投机行为。
与公有经济不同的是，非公有经济中个人财产私有的形式提供了退出自由，因此其财产数量更受关注，委托人有更强的动机履行委托人职责。而公有经济由于财产的共同所有无法提供退出自由，导致了委托人较强的搭便车动机。此外，委托人职责履行的预期收益也不同。非公有经济采取的股份制直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增加，而公有制经济的股份制则表现为国有资产总量的增长，与个人福利改善并不直接对应。显然，公有制财产形式从直接委托人角度观察，并不利于我们找到效率优势的立论根据。唯一的可能性在于国家作为间接委托人履行职责的绩效。
政治市场的有效运转是降低政治代理成本的重要条件。这需要以下几个前提来保证：（1）简洁高效的政治结构，我国目前五级行政体系需要简化，以降低政治市场的运行成本；（2）健全的行政法规，以便有效约束权力的滥用和政府干预行为；（3）政治市场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是增加官员外部市场约束的重要手段，以确保政治市场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和优化配置；（4）严厉处罚权力资本化，转型经济中的分权改革一方面弱化了中央权力，另一方面却扩大了中间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改革中立法的滞后导致权力寻租空间较大，权力资本化倾向严重危害政治市场的有效运行。
国家作为公有资产的间接委托人，有义务履行委托人监督职责，并保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同时其多元目标的协调，要求兼顾其他职能的履行，因此机构托管的政治代理合约不可避免。由此可见，国家作为间接委托人并不能为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保护伞，其职责更在于为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提供制度环境。
5.结论
显然，通过公有经济委托人行为的分析以及和非公有经济委托主体行为的比较，我们很难说明公有经济比非公有经济更加具有优越性或效率优势。由于委托人的特征，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支付更高的交易成本，这是由公有经济本身的性质和所有制特征决定的。以往关于公有经济效率问题的分析将原因主要归结为代理人问题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这或许也是难以为公有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参考的主要原因。
本文认为，由于公有经济直接委托人集体决策的成本问题和改革的政府主导特征，个人无法有效参与公有经济的管理和决策；而国家作为间接代理人，由于职能和目标的多元化问题必须采取政治代理合约来履行委托人职责，这必然导致公有经济比非公有经济具有较高的运行成本。换言之，公有经济的存续和发展并不由于国家是其间接委托人就可以决定其生存，公有经济的生存将完全取决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这是由于，公有经济的代理合约再怎样简化都不会比非公有经济的代理合约更简单，要在市场中通过平等竞争胜出，无疑具有更大的困难。公有经济的股份化改革如果不提供股权退出机制，不引入资产流动性和资本运作，并通过在非公有经济中参股以降低交易成本，在市场中与非公有制经济竞争的结果并不容乐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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