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出新的潜在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知识的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拉坦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就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由此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但是现实中，政府和意识形态常常能通过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来制约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有可能使特定的经济长期锁定于（lock in ）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不仅如此，政府还常常强制性地推行制度变迁。所以，诺斯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者还认为，以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为基石的经济体系是最有效的，微观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支撑力，充分完善的市场制度安排是保证经济效率和增长支撑力的制度安排。虽然通过市场形成的微观自主性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似乎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其运作的结果却是微观自主性的丧失，所以自上而推行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具有支撑力的。[7](P.8)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有效率的生产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像结构主义一样期待“政府万能”，像新古典主义一样期待“市场万能”都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安排，使二者都得以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纯”的选择，而是一种适度的程度上的选择。 二、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原因透视
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是实践的有效需求和理论的有效供给共同促成了经济发展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实践需求方面来讲，20世纪40—6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国家迅速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出现农业停滞，失业率高，进口替代工业效率低下，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经济增长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不仅迅速，而且质量颇高。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本，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调控，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新古典的政策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国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
相似的资源禀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竟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正是较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有限投入的高经济效率。同时，良好的制度也使国内居民保持了较高的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中国等国家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以使政府与市场更恰当的契合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改善发展的绩效。
从理论的有效供给方面来讲，诞生于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主流思潮的深刻影响。20世纪40—60年代末，正是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指导下的黄金时期，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关键作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丁伯根和弗里希的计量模型又为国家控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刘易斯、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等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了一套国家控制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长期执行国家干预的西方国家陷于“滞胀”。对这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已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又无法提出可行的对策，受到了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是政府的长期干预破坏了市场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当务之急是应该恢复自由放任的传统。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以拉尔、鲍尔、舒尔茨、哈伯勒、明特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市场机制是普遍适用的“单一经济学主张”，并宣告以“政府万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已走向死亡。
与此同时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认为新古典主义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市场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保证市场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政府对产权界定的不合理（不力或过度）将使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造成过度使用和“寻租”，使资源配置陷于低效。所以，制度是重要的。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前提，由于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和管制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 三、对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考察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或政府都存在着缺陷，像结构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一样基于完美的范式来期望事实上并不完美的某一方来发展经济必然很难凑效。既然如此，像新制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思路一样，谋求二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出路。正如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所指出的，“设计出理想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而制度作为一个体系是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而进化来的，无视制度的互补性而随意地变更政策决非好事，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PP.80-81）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追求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也能部分地实现国民收入于财富的扩大，但要想持续地实现国民收入与财富的扩大，就必须获得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能扩张性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充分关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与民间各种协调结为一体实现的动态资源配置效果。”[8]（P.90）因此，“市场机能扩张性争持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代都是必要的，但其内容有必要依据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8]（P.94）目前，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世界银行在1991年的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也提出，“发展的核心，也是本报告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不是干预和放任主义的问题 ——虽然这种二分法广为流行，但并不正确。……这不是市场或国家的问题，他们各自都有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9]（P.1）“在确定的和保护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司法和规章制度体系以及提高社会的服务的效率和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国家构成了发展的核心。”[9]（P.4）所以，“如果市场的功能发挥正常而且可以这样做，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市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