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当前关于按什么分配的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伪问题，在实践中也缺乏指导意义。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强调要按要素贡献分配，都不能改变通过合约来解决分配的现实做法。例如，在电脑生产中坚持按劳分配而拒绝与专利技术所有者签订包括分配内容的合约，那只能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无产品可分配。而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方式——同样也离不开事前合约的签订。按照这一观点，分配之前首先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又何其困难。在一个完成的产品中是无论如何也划分不出每种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而在现实中，这种贡献的界定也是通过合约的签订来解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贡献所在，而这一价格正是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之，在合约理论没有提出之前争论按照何种原则进行分配还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今天仍然将大量精力用于争论这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意义的问题就是徒劳了。 
伪问题之三：怎样消除社会不公 
中国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新现象，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思考，这些思考就引出了许多经济学对社会是否公平的争论，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政策建议。然而，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来看，这些问题并不应该是经济学所争论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伪问题。 
准确地说，经济学可以研究为什么收入差距会拉大的问题，为什么国有资产在改制中会流失的问题，但是经济学不能够研究某一事件是否导致了社会公平以及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问题。因为社会是否公平是一个规范判断的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解答。例如，郎咸平质疑顾雏军运用“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但顾却声称自己在收购中吃了亏。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公平，只能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至于国企改制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和政府评判的问题，而不应该由经济学来越俎代庖（经济学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经济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和解释之上的预测，不是指导社会实践。正如张五常所分析的，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所谓“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可见，一件事情是否公平以及如何消除不公并不是经济学说了算的，真是学术争论也好，还是利用和煽动情绪也好，显然不如平心静气的做真正对人民有用对学术有益的事情。 
具体来说，经济学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去解释那些社会现象为何会出现，如为什么国企改革会出现大量资产的流失。当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能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要如萨缪尔森所说的“热情的心加上冷静的头脑。”因为，一旦搀杂了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就会有意识地将事实引向自己设定的答案，从而丧失了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例如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歪曲了，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现象在许多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的所谓“研究”中大量存在，当经济科学单纯为了论证某一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时就不可避免地放弃了理论分析的客观性。 
经济学分析不能立足于特定价值判断并不表明经济学不能对包括公平观在内的价值观进行分析。事实上，从选择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同样需要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特定的公平观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坚持自己的公平观而放弃其他的收益。这些都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了。当然，即使对公平观选择的理论分析也不容许加入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 
结语：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 
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和逻辑分析出发，还可以发现不少的类似伪问题存在于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从经济学家的争论中也很容易发现，有些问题其实是套套逻辑；有的问题是模糊不清；有的问题则是合成谬误。对于这些伪问题并不是说不能探讨，但那是玄学家及政治家的事情，它也许能够成为宣传的口号和政策的主张，但不应该成为经济科学解释的对象。反思政治经济学中伪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政治政策与学术问题混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 
伪问题的存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对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而言，也是具有极大的损害。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冷遇就反映了这一点。无论是学生还是群众大都不明白伪问题争论的意义何在，也找不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对理论的解释力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振兴，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首要的是放弃对伪问题的争论，并转向对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努力。 
    一是各学说流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事实，学术思想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各种解释有效性的比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其他经济学流派，中国本土的过渡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都应当在解释事实这一共同学术规范下展开竞争。各学说流派不应该将攻击和取消其他理论范式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大量现象给予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无论是应用那一种理论范式，都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积累，推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积极吸收借鉴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各学说流派之间有竞争，但同时也需要相互借鉴融合。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细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权的理论、企业组织理论等。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泡沫经济的论述也有助于主流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一个理论往往在自己的范畴内部很难发现伪问题，而通过对其他理论范式研究成果的借鉴，则可以很容易揭露研究中的谬误。 
三是扩大经济学解释的范围，将制度、政党、宗教以及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都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无疑，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比资源配置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的内在要求。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因所涉及内容的广泛而加入主观价值判断，相反，即使对于利益取向和利益集团问题的研究也应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这是政治经济学得以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胡淑珍、于渝生，2000：《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
汪丁丁，1997：《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
亚当·斯密，1974（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
庄宗明、陈永志、陈琛，2004：《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张问敏等，1998：《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三辑），经济管理出版社。
张五常，2001：《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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