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却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来综述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金融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就供给层面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机制探究上，新增长理论没有作特别的论述，只是将内部机制产生的结果体现在生产报酬递增性函数上。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方面：生产报酬递增何以得到出现。 

就增长动力因素的选择上，新增长理论非常强调技术因素，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并且也认为制度安排和技术进步在长期中是互动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因素。不过，对制度进行内生化处理及经验性研究显然是不成熟的。另外，新增长理论在技术和制度的共性方面缺乏研究。事实上，技术和制度都是人类所创造的“知识”，而对知识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必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方面。 

另外，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形式主要采用Ramsey式动态优化框架和确定性模式。从经验研究来看，Ramsey模式在解释储蓄率问题时表现并不理解，所以，丰富和发展Ramsey分析模式也是值得做的工作。至于突破确定性模式，构造随机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周期，而利用随机模型似乎可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与周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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