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 《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 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 ”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 “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20)

“王霸义利之辨”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与事功之学“义利观”的争辩，不过理学家并非全然否定人欲功利，程颐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18）又说“仁义未尝不利”，“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19）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对义利的看法是：“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76）但他又说过“圣人岂不言利？”“‘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朱子语类》卷36）“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他把义与利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如同一根棍子，半截是义半截是利，二者的关系则是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 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朱子语类》卷68）在朱熹思想中，顺循天理就是“义”兼得“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37）朱熹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经济思想中义利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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